在历史与民俗中穿行女性叙事.docVIP

在历史与民俗中穿行女性叙事 　　从年龄代际上看，段海珍属于真正的“70后”作家。这代写作者普遍重视个体经验的感受与阐发，致力于对存在世界哲理意义的深度探究，其创作相较父兄辈而言具有明显的私密性特征，也常呈现一种耀眼而锐利的思想光芒。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段海珍的写作也许还不具有广泛的知名度，但她小说中呈示出来的艺术特质，尤其是对民族心理与女性情感的双重体认，对小说艺术结构和叙事方式的不懈探索，值得批评界重视。 　　跟高产作家相比，段海珍的作品数量并不突出，20年的文学创作，仅发表了近百万字的小说，这些作品几乎都潜藏着或明或暗的人文意义。她尤为擅长塑造青年女性角色，通过她们聚焦乡土中国女性的历史命运。《红妖》中的主角是一位名叫秋水的女人，年轻时跟随外出打工的小伙李阿根回到山里的麻湾，初来时穿着一件山里人从未见过的旗袍。不幸的是，秋水命途多舛，李阿根在一次失足落水后死去，她失去了依靠，只好嫁给三公公张铁匠。第二次婚姻尽管有着强烈的迫不得已之意，但再婚的那天，她依然将搁置多年的旧旗袍翻出来穿上。谁知命运的无常继续如影随形，大儿子豆子落到江里，少年夭折，老实巴交的张铁匠也在她中年时先于她而去，最后，漂亮的小女儿石榴也被淘金队员骗出大山，从此杳无音讯。生活的灾难全部压向了这个苦命的女人，精神也饱受折磨，囿于世俗的偏见，她一直无法与倾心相爱的阿宝生活在一起，最终变得精神失常。当“我”回到故乡最后一次见到她，已是一个“蓬头垢面形体单薄的女人”，口里含混不清地叨念着丢失的女儿石榴，身上却穿着一件“过时的花色旗袍”。小说深度刻画秋水命运悲剧的时候，成功地将“旗袍”作为重要的叙事元素。它在作品中的三次出现，喻示着秋水每况愈下的人生境遇，第一次出现是“新”的，意喻着主人公对爱情和生活充满向往；第二次出现是“旧”的，说明她依然想保留一个女人最基本的体面；第三次出现已“过时”，明确地表现出秋水此时已精神紊乱。“旗袍”成为这个一辈子爱美又一辈子饱受情感及生活多重折磨的苦命女人最后的精神寄托。 　　一般说来，短篇小说要注重细节的刻画，中篇小说必须讲述好看的故事，长篇则要写出人物的命运。段海珍的中篇小说在讲好引人入胜的故事的同时，还注重对人物命运的雕刻与表现，力图在不长的篇幅中写出人物命运的历史纵深感。《美丽任务》中的兰婆，青年时代与前来执行秘密任务的夏主任相恋，虽然经历了家道的破落，她依然等待着那个男人的出现，从一个大户人家的大小姐，变成一位白发苍苍、年迈体衰的老太婆。兰婆的一生经历了天崩地坼的时代巨变，横贯了大半部的中国现当代历史，而对爱情的忠贞与守望，伴随了她波澜起伏的后半生，即使遭遇历史性的灾难也痴心不改，无怨无悔。段海珍擅长营构一个相对自足的历史时段，将人物置身其间，使命运的变化有足够的表现空间。在当下，很多作家习惯将中篇的素材拉成长篇，而她却往往将一个本来可以涵盖长篇容量的素材压缩成中篇或短篇，以紧凑的语言，舒缓有节的叙事和密集的艺术元素，增强了小说表现的艺术厚度。 　　段海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生活在命运的洪流中，被非常态的生活所困扰和挤压。人物背后普遍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起作用，它们由多种因素交织，以看似道德化的面目出现，其指向却是违背道德与人伦的。小说潜隐着强烈的思想批判性，虽然不是以道德说教的方式出现，可它独特的表达，有着异常深刻的艺术讽刺性。巫蛊叙事是她小说中主要的呈现方式，作为一种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民俗现象，巫蛊的神秘性、危害性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它折射的其实是人类内心丑陋的一面。小说写出了这种神秘力量的可怕，通过人物悲剧命运的呈示，潜藏在民俗表象背后那长长的人性恶的阴影昭然若揭。《鬼蝴蝶》中的阿姑婆，青年时被?兵凌辱，村人视其为不洁之物，大半辈子被孤立，被挤压，孤身一人住进村头的瓦窑里，成为边缘人。这种悲剧性命运的根源充分显示了人性的恶，为了强化阿姑婆的不祥，村人一口咬定她会放蛊，会害人，她只好以自焚结束衰迈的生命。朱和双博士认为，段海珍的巫蛊叙事是死亡型的。从文学层面来看，巫蛊叙事可以超出一般意义上对人物命运的现实书写，进入到更为神秘和不可捉摸的精神界面，对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一种背离和超越，借非常态人物的命运，折射世态人情与人性美丑。为了强化小说的反思性，她还设置了小蚂蚱这个角色，这是一个同样不受家人重视，也不知母乳为何味的小男孩，童真的心灵里充满着对阿姑婆的好感和依赖，对她乳汁的芬香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这是任何外力都改变不了的。小蚂蚱对阿姑婆的亲近，显示了强烈的恋母情结，是自然天性的真实流露，与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中留守儿童旺旺对惠嫂乳汁的迷恋异曲同工。段海珍设置这个角色，既要表明一种未经俗世浸染的童贞似乎还在昭示着人性残存的善良，同时也为了与那些丑陋的人性形成鲜明对比，增强小说的批判性。 　　小说中的男性多半不在场，或是以委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