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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为我撑起烽火中书桌 　　作者简介 　　赵大年，中国电影编剧，小说家。满族，1931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天津市扶轮中学。1980年至今任专业作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副主席，影视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著有小说《大撤退》、《女战俘的遭遇》、《公主的女儿》、《尚未污染的山林》等。多部作品获全国和报刊文学奖，被译成英、法、日、韩文在国外出版、发表。 　　“退学，不当亡国奴！ 　　回家，妈教你！” 　　我至今记得卢沟桥隆隆的炮声。我家住北平西城寿康里2号，四合院里的人们慌忙往玻璃窗上贴牛皮纸条，防备炮弹震碎的玻璃伤人；夏天也挂上棉门帘，说能挡弹片。此外，老百姓再没有防御措施了。这是1937年七七事变时的往事。我6岁，在胡同口看见一些伤兵过路，居民们上前送茶水、馒头，说是宋哲元将军的二十九路军在抵抗日本兵。夜晚，爸爸走到小床边亲吻我和弟弟，只说了一句“乖，听妈妈的话！”就匆匆离去。我趴窗户看见他提了一只小皮箱，由妈妈送出四合院。后来才知道，爸爸跟随他任教的大学连夜撤退到南方去了。 　　月底，日本兵进了城。正逢暑假，妈妈不准我出四合院。9月开学，还让我去上学吗？妈妈考虑再三，决心坚持她的教育计划，叫庞妈送我去学校。 　　我一家四口都与南开中学有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惨败，水兵张伯苓死里逃生，痛定思痛，决心创办现代学校，培养有科学知识的青年，教育救国。他向爱国人士募捐，创办了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我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他们崇尚教育救国的思想，同为南开中学教师，在南开恋爱、结婚，主婚人就是校长张伯苓。15年后我和弟弟也是南开的学生。 　　我母亲接任北平第三十八小学校长。她重视智力早期开发，就拿我做实验，给我制定的教育计划是：3岁进幼稚园，5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20岁大学毕业去美国留学。这个计划妈妈给我讲过多次，还说只要我做到了，弟弟也能做到。学前妈妈就教我背诵了几十首诗歌，有一首“小小青松未出栏，枝枝叶叶耐霜寒，如今只须低头看，他日参天仰面难！”寄托着母亲和小学校长对孩子们的希望。 　　我们原本有个幸福的小家庭。父亲在几所学校兼课，写文章也翻译英文大部头，收入不菲。北京的小康之家多是独门独院，有顺口溜形容这四合院的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厨子洋车胖丫头”。我家的情景大同小异。天棚是夏天给院子遮阳的，北京有棚行，派架子工来搭杉篙席棚，秋后拆走。坐地大瓦缸养金鱼。石榴树是各种花卉的代名词，由花店按季节把含苞待放的盆花送来，凋谢的取走。还有西山的骆驼送煤，井坊的水车送水。上门服务，承包者也按时收费。我们这个四口之家有5位佣人：厨师。拉包月的人力车夫，送我父亲上下班，一如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没有胖丫头，干杂活的是一位老妈子。再就是我和弟弟一人一位奶妈。我母亲当校长，比谁都忙，孩子托付给奶妈，断奶以后也归她带。我的奶妈姓庞，来自农村，特忠厚，护孩子，为了孩子的事敢跟我母亲吵架，比亲娘还亲。我上幼稚园和小学，都是庞妈接送，昼夜呵护，一直抚养了我6年。 　　按照母亲的教育计划，我5岁进入北京师大附小，离家近，就在和平门外新华街。庞妈早饭后花两个铜板叫辆洋车（人力车），抱着我坐车去上学，她就在教室窗外等着，形影不离。中午坐洋车回家吃饭，下午再这样跑个来回。好天气她也动员我走一两趟，省下的铜板买了一只小乌龟，满院子爬，是弟弟的玩伴。 　　日寇侵占了北平，学校虽然复课，校门口却挂起“膏药旗”，师生进出校门必须给它鞠躬。不久还来了日本教员，规定我们一律学日语，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都是大日本天皇的顺民。三十八小学的情形也一样，母亲愤然辞职，不为日伪做事。最让她伤心的，是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就要接受奴化教育。母亲含着眼泪说：“退学，不当亡国奴！回家，妈教你。”从这天起，爸爸的书桌边摆了一把高腿椅子，庞妈按时抱我坐上去，听妈妈讲课，或者描红写字。 　　不久，我的二舅、二姨、五姨也带着孩子逃难住进了寿康里2号这座四合院。二舅说，日本兵在城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农村成了人间地狱。母亲说她辞职，不给日伪做事，汉奸迟早会来找麻烦，要二舅设法送我们去香港。 　　这些亲戚我见过。10个月前，河北省无极县的豪门李府派了两辆蓝呢围子骡马轿车，来北平接四姑娘回府过年，我也跟着回趟姥姥家。长大了才弄明白姥姥家的底细。我姥爷是清朝举人。大舅是保定讲武堂出身的将军。二舅经商，在保定府和天津卫有店铺。五姑娘也在天津念书，因为烫了发，被老举人一耳光打到东瀛，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她的夫君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也是为了教育救国，他俩回到故乡河北省，在邢台师范学校当校长和教师。如果划经济成分，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官僚地主兼工商业。说好听点，也是书香门第。 　　“这是中国的地方！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