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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龚书铎先生“学缘”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人们都忙着扫祭已故亲人和师友。龚门弟子此时亦在商议征集缅怀文字，付梓出版，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历史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师和学者。谢维以“同门”师弟的身份来函，嘱我写篇短文，寄托哀思。谢维没有弄错，广义地讲，我也算是书铎先生的弟子。中国传统将老师分为“业师”和“座师”，业师系直接传道授业解惑者，座师乃科举时代的主考官，受朝廷之命为国抡才。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系由龚先生主持，按照传统，龚先生是“座主”，我是“门生”。 　　不过我对龚先生执弟子礼却不免有些“忝列群贤，有辱师门”。龚先生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不是，或没有资格被认为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除了被“灌输”的那么一点常识以及被告知马克思的学说系认识宇宙及人类社会惟一的真理之外，几乎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个人体会。1990年代以后“误入歧途”，转而追求学术多元的“时尚”，在正统派学人看来，可能已沦落为思想与学术的“另类”。因为摄取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食洋不化，加之现实社会中因误读误用对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物质不同，我可能有些“心物二元”的倾向，在偶尔“客串”研究近代思想文化时我更看重主观心智的作用，虽承认物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却不赞成极端化的“唯物”，认为唯物主义与文化思想研究方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