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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作出版与买卖书号本质区别 　　摘要： 　　审稿既是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也是专有出版权的核心所在。合作出版与买卖书号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出版社是否对书稿认真履行了审稿权。出版社在与民营书业的合作中，必须坚持“三审”责任制，加强出版流程管理，实行全程监控，确保图书质量。 　　关键词： 　　合作出版 买卖书号 专有出版权 “三审制” 　　通常，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对象或买卖书号的受体是民营书业，或称民营文化公司。中国民营书业是20世纪80年代以民营书店为基础，以图书工作室为出版制作中心，以与国有出版社合作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文化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发展过程清晰地勾勒出了从书摊到书店，从书商到书业的轨迹。[1]通俗而言，民营书业都是由图书发行“二渠道”的个体书商发展壮大而成的。从其创业之日起，就开始携手国有出版机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合作的内容和方式存在差别。一直以来，出版社与民营书业的合作是比较审慎的、保守的，与民营书业合作的出版社数量并不多。因国家政策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出版社与民营公司的合作长期处于“灰色”地带，总有几分遮遮掩掩，不太理直气壮。 　　事情的拐点出现在2009年1月，此时全国新闻出版（版权）局长会议在京召开，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研究民营文化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对于规模大、实力强、导向正确的民营文化工作室要积极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发挥好新兴出版生产力的作用。”报告还提到，要抓紧研究解决民营文化工作室的发展通道问题，进一步激发民营文化工作室投身先进文化建设和出版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民营文化工作室是一支出版业的生力军，是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力，原则上纳入体制内管理。2010年1月，总署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了非公有资本进入新闻出版产业的“四条路径”，并且承诺，通过加强和改进服务，为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平等竞争机会。[2]这些政策的颁布，使得民营书业终于“浮出水面”。被政策认可之后，民营书业从“犹抱琵琶半遮面”走到前台，出版社与民营书业的合作随之发生“由地下到地上”“由灰色到合法”“由控制到鼓励”三个转变。6月，总署又发布了《关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出版经营活动的实施细则》，新政策旨在调动民间资本参与文化建设，促进出版行业科学发展，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从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利用相关资源，积极开拓与民营书业合作的渠道，将与民营书业合作视为新的规模增长点和利润增长点。 　　总署一方面出台政策，鼓励民营书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又三令五申禁止出版社买卖书号，否则从严惩处。两者间似乎相矛盾，其实不然。这就需要认真解读国家政策，正确领会文件精神，厘清出版社与民营书业合作和买卖书号的本质区别，不踩“红线”。 　　一、认识出版权的实质，不买卖书号 　　我国实行出版许可制度，即对出版社的设立实行审批制而非登记制，目的在于通过对出版主体资格的限制来确保出版物内容的健康安全。国家赋予出版社专有出版权，出版权的实质或者说核心究竟是什么？图书生产过程中出版社的所有行为，都属于专有出版权的范畴吗？为回答这个问题，可从图书的生产流程予以考察。一般说来，图书的生产流程包括编、印、发三个环节，在所有出版社中，编辑部（室）、出版部（生产部）、发行部（营销部）三个部门必不可少。显而易见，印、发两个环节不属于出版专有权。粗略看来，出版专有权集中在“编”的环节。若再将其细分，编辑过程可分为编前环节、编辑加工与编后印制宣传三个阶段。编前环节具体包括调查研究与收集信息、拟定选题计划、组稿三部分。编辑加工过程包括审稿、加工整理、装帧设计和版面编排。编后过程指校对清样、宣传推荐和信息反馈三个环节。[3] 　　编前环节在本质上属组织创作环节，内容可否进入公共传播领域由以后的环节决定，因而编前环节不属于专有出版权的范畴。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出版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出版选题策划的公司。这些公司主要是收集、物色适合出版的选题，组织作品的创造，为出版社提供内容资源，这些公司相对于出版社而独立存在，所从事的工作属于编前环节。 　　编后的校对清样是纯技术性工作，很多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外校队伍。而宣传推荐、信息反馈都是为售卖、修订及策划新的选题服务，不属于专有出版权的范畴。 　　编辑加工过程的加工整理环节，是编辑以对读者、作者、社会负责的态度对作品进行的处理，即改正原稿中的错误及不规范之处，通过修改润色，使文字更通顺、更具美感，更能确切表达作品的主题，为出版物的社会传播作准备。同校对一样，这项工作也属纯技术性，可从专有出版权中分离出去。现在民营书业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