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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式幸福”构建要素与路径探析 　　摘要：美国式幸福是一种偏物质主义、高消费的幸福，北欧式幸福是一种经济富裕、高福利的幸福，不丹式幸福是一种物质生活朴实、注重精神生活与社会平等的幸福。“中国式幸福”应是一种经济水平适中、物质消费能满足需要、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注重经济公平、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幸福。从经济学视阈分析，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GDP、收入增长、稳定价格、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是构建“中国式幸福”的五大经济要素。做好“加减乘除法”是“中国式幸福”发展的经济路径。“加法”即通过GDP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使经济幸福资源增加。“乘法”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活质量，以提升国民幸福质量。“除法”即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使幸福的分配更加公平，更多的人享有幸福。“减法”即通过减少经济中的负面因素，从而降低“经济痛苦指数”，提升国民的“幸福经济指数”。 　　关键词：“中国式幸福”；经济学分析；幸福经济要素；“加减乘除法”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027-007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幸福，提升国民的“幸福指数”。关于什么是幸福，如何构建幸福，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可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从经济学视阈探讨“中国式幸福”，有助于厘清经济与幸福的关联，明确我国幸福构建的经济要素与条件，探索“中国式幸福”发展的经济路径。 　　经济学对幸福的研讨由来已久，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阈，对有关“经济与幸福”问题进行了研讨。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始于古典经济学，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一书中讨论了国民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比例的成员生活在贫穷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幸福。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指出经济学的目的是以最小痛苦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幸福。古典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个人利益的满足是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手段。西斯蒙第（Sismondi）提出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人的物质福利和幸福。英国大文豪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说了一句令经济学家很受用的名言――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 　　然而，由于幸福具有主观性，并且难以度量，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及其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淡化了对幸福的研究，以效应或货币来取代幸福。马歇尔曾提出，无论财富，还是效用，都必须由货币来表示，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使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提出了“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即效用与欲望成反比，与幸福成正比。其后经济学的发展逐渐背离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变成关心财富而忽视幸福的研究。 　　将效应取代或等同于幸福，隐含着一个被伪证的命题――“有钱就幸福”，这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否定。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都证实了“金钱≠幸福”，开始把研究的视角从效应转向幸福。马克?安尼尔斯基（Mark Anielskl）运用真实财富模型分析幸福，建立了幸福经济学。[1]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提出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1），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国民幸福程度的相应上升。[2]不丹国王旺楚克（Wangchuck）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衡量幸福的“国民幸福指数”（GNH），引起人们对“不丹式幸福”的关注。美国华裔奚恺元（Christopher K.Hsee）指出财富≠幸福，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3]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偏重理论性研讨。如左学金、曾飞等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幸福的关系，认为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幸福水平，但并不是幸福的唯一源泉。肖仲华系统研究了幸福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4]黄有光、赵奉军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收入与幸福关系。陈世清提出经济学应以幸福为目标，认为幸福应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傅红春从经济学的发展史分析了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离弃与回归。[5]另一类研究偏重实证分析。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中国十大城市幸福度的调查分析，奚恺元教授与《?望东方周刊》合作，对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幸福指数测试。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回归过程，从古典经济学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再到现代幸福经济学的提出，经济学从单纯研究物质财富与经济运行规律的“一门冷冰冰的学科”，到逐渐关注社会与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