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期牛录考.docVIP

努尔哈赤时期牛录考 　　本文旨在探讨努尔哈赤时期组建牛录制度中的众多疑难问题。认为牛录组织来源于本民族渔猎文化生活，所谓“五行”说、“纠军”说推论多于事实，难以令人信服；组建牛录时间既不在刚起兵时，也不在辛丑年，而是在“定国政”之时；牛录制改革与厘定牛录制度是一场社会政治制度革命；抽甲参战与牛录丁、口不应混淆；建旗之前五牛录体制是最高军事单位，建旗之后仍然延续，直到天聪年间；甲喇制度运作主要在天聪朝，而不是在天命时代。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努尔哈赤 牛录 八旗制度 　　作者滕绍箴，193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白石桥路27号，邮编100081。 　　 　　武装暴力作为物质力量，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军功集团紧紧抓住军事制度建设，并不断完善化，有力地推进其势力的发展，为一代新王朝诞生铺平道路。牛录制度作为八旗制度的基层组织，是这种制度的重要环节。本文将对牛录制度来源、组建时间、厘定改革、五牛录与甲喇制运作时间等问题，作以粗浅地考证，希望名家指点。 　　 　　一、关于牛录制来源问题 　　 　　清代八旗制度始建于努尔哈赤时代，它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军功集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重要组织保证。但是，多年以来关于八旗制度来源问题，颇具分歧。其中多数根据初建牛录时的五色旗纛，加以推论，得出来源于元代“纠军”制，或认定是“五行”说的翻版。这些意见的论者各有道理，但令人生疑。 　　上述观点，只要详细加以研究，总给人一种推理而成史实的印象。笔者并不反对史学研究进行必要的推理，但最可靠的研究方法，还是应从事实出发，从民族现实生活着眼。笔者认为，努尔哈赤创建的牛录制度，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当时女真人的现实生产和生活，是当时渔猎生活氛围、人们的观念和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等主流文化的反映，或者说渔猎文化是这种制度产生的主要根基，然后才是借鉴他族文化。所以，关键是当时本民族的文化氛围和民族文化观念等因素。 　　1．渔猎文化氛围 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女真社会尽管有较长时期的农业发展历史，但渔猎文化生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人们“日以强悍为习，弓马为业”。朝鲜边将的这句概括语，应当比较真实地反映女真人的社会生活实际。明朝官员陈仁锡亦指出：女真人“皆勇悍、善射，耐饥渴，喜战斗”。在这一文化熏陶下，妇女亦“善乘马”，以至“较男子更胜加鞭疾驰，了无畏怯”。在这种氛围下，如果有人不能骑乘，将会引起人们“共笑之”。在当时的辽左，儿童从五六岁就开始“乘马，制小木架于鞍坐”。连刚刚会走的二三岁小儿亦是“见骑则欢呼”，当大人将他抱上坐骑时，“则喜而笑”之。外人普遍公认这是“其性然也”。这就不难了解，八旗军战斗力的根源深深扎根于渔猎文化之中。当然，将这种潜在的战斗力充分发挥出来，必须有容易为本族所接受的组织形式，而本族狩猎生产组织牛录制，当然是最好的形式。努尔哈赤清醒地了解这一特点，从起兵那一天开始，“始终以充实兵力为主”，逐渐形成“?武凭陵之气，震荡四方”之势。从这种文化氛围出发，牛录组织生根于民众现实生活，应当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2．女真民众渔猎文化观念众所周知，牛录制度是当时女真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狩猎生产组织。史载“凡是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特别是开围之时，皆“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为牛录(汉语‘大箭’之意)额真(汉语‘主’之意)”。这种狩猎生产组织，在努尔哈赤整顿军事编制时，采用为官名。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牛录(满语niru)意思之一是“大箭”之意。作为狩猎生产组织是“射兽时用”。这一渔猎文化产物，由于在长期生产斗争中，为女真社会生活曾经作出过重要贡献，因而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崇信观念。开始在行大围之前，每10人出箭一支，如同入股，也是行围后平均分配猎物的凭证。久而久之，形成社会氛围，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普遍信物。诸如换箭发誓、插箭发誓、传箭请兵、报箭立誓、通商等。二是这个围猎组织以10人为活动单位，这种数字概念与当时的族寨规模有关。当时五、十等数已是女真人比较普遍认同的数字观念。围绕牛录组织产生的这两个基本观念，作为文化内涵，正是牛录制的根基。 　　3．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前文已经引征，凡是行围皆“照依族寨而行”，其中“族寨”二字，反映牛录制产生时，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组织状态，即处于父权家长制，血缘小团体哈拉、穆昆为社会组织细胞时代。这种血族集团作为经济单位，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如生产工具、武器和生活用品等。每当行围出猎时，几个家庭共同组成塔坦(tatan)，从事狩猎、采集、食宿和分配。一旦有大围猎时，若干个塔坦再进行组合便形成较大的狩猎生产单位――牛录。这种制度没有塔坦组织灵活，但它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因为它是由两个最基本因素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