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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 　　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以其为典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史无前例的都邑的庞大化与大范围的文化辐射构成其最重要的特征。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史上也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以青铜器为首的相关课题研究的基础，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分期起着重要的标尺性作用。关于这一问题，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二里头遗址分期研究史的回顾 　　 　　二里头文化一类遗存，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之初曾被称为“洛达庙类型文化”。1959年秋季，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开始发掘二里头遗址，在随后发表的简报中将所发现的“二里冈上层”以前的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早期当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但与常见的河南龙山文化还不能衔接起来，尚有缺环；中期虽仅留有若干龙山文化因素，但基本上接近商文化；晚期则是洛达庙类型商文化”。“早中晚三期文化遗物虽有不同，但一脉相承的迹象却是明显的”。因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较洛达庙遗址更为丰富和典型，夏鼐将其称为“二里头类型文化”，后改称“二里头文化”。至1964年，夏鼐在总结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时，仍认为该遗址“早期当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表一)。 　　 　　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在二里头遗址1960年～1964年的田野发掘简报中，仍按地层堆积和陶器的变化，将遗址中早于“二里冈期”的遗存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三期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但属于一个文化类型”。这篇简报首次将该遗址的早期遗存归入“二里头类型文化”。我们注意到，更早发掘的含有此类遗存的郑州洛达庙遗址，其一至三期遗存，就目前的认识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或稍晚。原来以该遗址命名的“洛达庙类型文化”，本不包括二里头遗址早期遗存即后来的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遗存。但上述简报的作者并未对此作明确的解释或展开论证。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又根据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的发掘划分出了更晚的“二里头遗址四期”遗存(笔者按：应为二里头文化四期，详后)。前此的早、中、晚三期分别改称为一、二、三期遗存。至此，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四期分期方案正式提出，二里头文化四期说最终形成。目前，对二里头文化的这一界定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脉络已基本清楚，不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因各期遗存在演变过程中存在着极强的连续性，很难作绝对确切的阶段划分。因此，具体遗存所属期别的划定，尤其是前后相继的遗存之期段归属问题，尚存歧见。 　　 　　关于分期概念的若干分析 　　 　　首先，我们需明确地区分遗址分期和文化分期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遗址的分期，探讨的是不同考古学文化在同一遗址内堆积的先后问题。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是指一考古学文化所经历的历史的相对年代的划分”。 　　早在二里头遗址1959年秋季的第一次发掘中，即已发现了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存，应属遗址第一、二期遗存；其后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遗存应分别相当于遗址第三至六期遗存。但此后围绕二里头文化的分期，论述者对遗址分期与文化分期并未作严格区分，往往混用。上引1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的提法即是一例。在正式出版的《偃师二里头》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遗址的文化堆积被分为六期。其中第一期至第四期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第五、六期则属二里冈文化。已有学者指出，“所谓‘第五期’、‘第六期’既不是整个遗址的文化分期，也不是二里头文化分期中的合适序数”。 　　后来的发掘者又提出了“二里头五期”的概念，也并未言明其究竟属二里头遗址第五期还是二里头文化第五期。“二里头五期”晚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显然不是二里头遗址第五期；如其意指二里头文化第五期，则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类遗存已不属于二里头文化的范畴，而应属二里冈文化。因此这一概念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我们在论述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演变过程时，对遗址分期与文化分期作了明确的区分和对照。本文所谈，是二里头遗址中二里头文化的分期。 　　关于原二里头文化早、中、晚期与一至四期的对应关系，有一个要澄清的问题是：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是上世纪70年代“新发现的较以前所知三期更晚的遗存”这一表述并不确切。实际上，第四期遗存自发掘之初即已发现。如《报告》定为第四期的遗存中，就有不少是上世纪50―60年代发掘的(据统计，其中地层单位29个、墓葬5座、灰坑11座)。上引表述源自1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的提法，即“最近我们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四期的文化，……比之于二里头遗址三期(即晚期)的陶器有较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