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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铜方尊及相关问题研究 　　【关键词】方尊；青铜器；商周时期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摘 要】铜方尊是起源于商代晚期殷墟青铜文化的一种青铜酒礼器，最早出现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方形的设计与方鼎、方爵、方卣及陶方形圈足器、方尊形器有关，与圆形铜礼器相比，方形铜礼器的使用者等级更高，身份更尊贵。殷墟青铜器第三、四期，随着殷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以及商末周初的战争与民族大迁徙，铜方尊传播至周边地区，西周早期，出现新的器形与装饰风格，西周中期发展至顶峰，并逐渐消失。 　　铜方尊是商周时期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本文所言铜方尊指腹部和圈足均为方形或长方形的铜尊，圆腹方圈足铜尊因学界对其分类定名尚存争议，如小子生尊、伯冬饮壶以及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收录的觯形器（器号：7），不在本文探讨范围。此类铜方尊由于数量较少且分散，虽然以往曾有学者简单提及，但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目前所知商周时期铜方尊的型式与年代、起源与用途、时空分布特征及历史背景、使用者身份等级等方面进行梳理，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型式与年代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知考古发掘及传世收藏的商周时期铜方尊有34件。其中考古发掘品13件，非经考古发掘但出土地点可知的器物9件，出土地点不明的国内外博物馆藏品12件。根据口部形制不同，分为两型。 　　A型 方口，方腹，腹部上大下小，方圈足。根据器形大小、肩部形制及器表纹饰不同，分为四式： 　　Ⅰ式 器形矮胖，大侈口，口径大于腹径，腹径大于圈足，折肩，器体四角及四面正中饰扉棱，圈足下端无折。殷墟小屯M5∶792，口部略呈方形，侈口，束颈窄肩，平底，高圈足，肩饰雷纹地对夔纹和浮雕小鸟、羊首，腹和圈足饰雷纹地卷角兽面纹，器高43厘米，重25.15千克（图一，1）[1]。小屯M5时代为殷墟文化二期，大致相当于武丁晚期，铜器年代为殷墟青铜器第二期，该器物与殷墟花园庄东M60出土的圆尊（M50∶57）器形相似，后者墓葬时代为殷墟文化第一期，铜器时代为殷墟青铜器第二期早段[1-3]。综合分析，该式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青铜器第一期晚段或第二期早段。 　　Ⅱ式 8件。器体较Ⅰ式瘦高，口径大于腹径，腹部与圈足大小相近，其它形制及纹饰与Ⅰ式相似。典型器物有殷墟小屯M5∶806（图一，2）、868和花东M54∶84（图一，3），河南新乡（图一，4）、湖南常宁出土的方尊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图一，5）[4]亦属此式。小屯M5时代为殷墟文化二期，大致相当于武丁晚期，铜器年代为殷墟青铜器第二期[1-2]。花东M54时代为殷墟文化二期晚段或二、三期之交，大致相当于祖庚、祖甲时期，或可延至廪辛早期，铜器年代为殷墟青铜器第二期最晚阶段[3]。综合分析，该式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青铜器第二期晚段。 　　Ⅲ式 器形较Ⅰ式略小，大侈口，近口沿处略平，束颈，器体四角及四面正中饰扉棱，扉棱较Ⅰ式突出。典型器物为郭家庄M160∶128、152，刘家庄北M1046∶23、45，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亚丑”铜方尊（图一，6）。郭家庄M160∶128（图一，7）、152，颈饰正向三角纹和雷纹，肩饰雷纹地兽面纹和浮雕兽首，腹和圈足饰雷纹地对夔纹和分解兽面纹[5]。刘家庄北M1046∶23（图一，8）、45，器体较薄，肩部无浮雕兽首，颈、肩、腹和圈足均饰无地兽面纹[6]。郭家庄M160时代为殷墟三期，铜器时代为殷墟青铜器第三期晚段。刘家庄北M1046时代为殷墟四期晚段，铜器时代为殷墟青铜器第四期晚段[3]。综合分析，该式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青铜器第三、四期。 　　Ⅳ式 器形较Ⅱ式略小，有肩，肩部不突出，器体四角饰扉棱，扉棱较Ⅰ式突出，圈足下端有折。河南鹿邑太清宫M1∶8、125（图一，9），颈部饰正向三角纹，肩部饰浮雕兽首，腹部及圈足饰雷纹地兽面纹。该墓出土青铜器有些具有商代晚期风格，有些具有西周时期特征，所有青铜器中均未见西周成王以后的器形，发掘者据此判断该墓时代为西周初期，不晚于成王时期[7]。综合分析，该式器物时代为商代末期至西周初期。 　　A型演变规律：器体由大到小，由矮胖到瘦高，口部由大侈口到侈口束颈，圈足由外侈到下折，器表扉棱由低平到突出。 　　B型 圆口，方腹，方圈足。根据器体两侧是否带，分为两个亚型： 　　Ba型 器体两侧不带，根据形制不同，分为四式： 　　Ⅰ式 器形较大，有肩，肩部突出，颈部较高，圈足下端无折。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圆口方肩牺首尊，大侈口，近口沿处略平，颈部饰三道弦纹，肩部正中饰浮雕兽首，腹部饰雷纹地简化兽面纹，腹部四角饰浮雕鸟纹，圈足饰弦纹、雷纹地简化兽面纹和扉棱，扉棱不突出，器高44.9厘米，重8.805千克（图二，1）[8]。其圆形口、颈部装饰弦纹的做法与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