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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汉富豪榜里可读出什么 　　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有一章叫《货殖列传》，专门记载了西汉初期的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前日，闲来无事，算了一下，有二十一个名字，把这些人所从事的产业一一排列出来，突然发现，两千多年前的财富积累好像与当今并无太大区别。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在司马迁的这张“西汉富豪榜”上，排在前四的竟都是冶铁业者。 　　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原本是赵国人，世代靠冶铁致富，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一辆小板车流放他乡。同行的流放俘虏中，稍微有点积蓄的都争着贿赂押解的官兵，希望能安排到距离赵国稍近的葭萌关一带（今四川广元县），只有卓氏说，“此地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即岷山）之下，土地肥沃，地里长满芋类，一辈子不至于挨饿。那里的人们喜欢到集市上做事，喜欢做买卖。”于是要求迁得远一些。押解的官兵就把他安排到了临邛（今四川邛崃），卓氏到了那里后，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运筹经营，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就多达千人。他们大起田池，射猎为乐，享乐可比王君。 　　排在第二位的富豪叫程郑，竟也是在临邛致富的。他是从山东流迁过去的俘虏，与卓氏一样从事冶铸，销售到西南的夷族地区，富裕程度可与卓氏有得一拼。第三个钢铁富豪是孔氏。他是魏国大梁人，秦灭魏后，把孔氏流迁到南阳，他就在这里冶铁铸造，修建池塘堤堰。第四个富豪是鲁国的曹邴氏，他以炼铁起家，“富至巨万”。跟出手阔绰的孔氏不同，鲁国人生来就节俭吝啬，曹邴氏定有家规，“俯要有所拾，仰要有所取”，他还从事高利贷业，足迹行遍各地。 　　除了上述四位钢铁富豪之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刁闲。齐国是东方的商业大国，以沸煮海盐而闻名天下，刁闲的致富策略是敢于雇佣最多的劳力。一向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凶悍狡猾，而刁闲则大量地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渔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的财富。 　　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特产繁多，流通之利不可小视。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船长千丈，车百乘，牛车千辆”。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运输车辆，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楚、秦、赵几个国家的中间地带，四通八达，商风盛行，师史积累的财富达七千万之多。 　　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殖业，司马迁例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 　　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后，并没有奢侈享受，他仍然从事于农业和畜养业，他还立下家规，“不是自家种的养的东西，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不得饮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几代，被邻里视为表率，连皇帝也对他颇为器重。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他养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上万只，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也就是金融业。 　　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得可。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被封于现今的江苏、浙江一带，此地有丰富的铜山，可以开采铸钱。另外一个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做梦，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夭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某次，一位善于看相的术士说邓通“当贫饿死”，文帝不以为然，说“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于是，把蜀郡的严道铜山（今四川省荥经县宝子山）赐给他，准许其自行铸钱。 　　邓通铸钱很注重质量，其钱币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深得民众喜爱，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邓通因此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官商巨富，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 　　文帝崩逝后，景帝即位，邓通随即被免官抄产，最后真的饿死家中，应了术士的那个黑色预言。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仅以数数十来个字一一例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比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