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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文学起源观考论 　　摘要：刘师培以“古学出于史官”为核心，系统地构建了他所认为的学术是出于官守的理论主张，对其文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加上学术发展的趋势，刘师培以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上古社会的实际，认为后世学术出于史官，从而系统解决了孔子与中国学术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刘师培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学起源的问题，认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文学与六艺、诸子乃是同源而异派，他的这一看法对于提高文学的地位以及认识文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刘师培；古学；史官；文学起源；巫祝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2.0020 　　晚清民国之际，各种西学思想渐次传入中国，时人对于政治变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而传统学术既受到西学的冲击，同时又受到西学影响，中学与西学的融合、会通也在不断发展。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政治人物，无论康有为、梁启超，还是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他们都是出身旧学，具有良好的传统学术底子，但又吸收西学，借以纵论时政。政治与学术、中学与西学，在这一时期是杂糅在一起的。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为扬州学派“殿军”的刘师培着力解决中国学术起源的问题，并因此写作了大量文章，认为学术出于“官守”，即相关部门官位的职守，虽是继承前人之说，但却推陈出新，创获极多。在此思潮影响之下，加上他兼有文人的身份，因此对文学的起源也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其中尤以《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一文影响最大。客观来说，刘师培的文学起源观是其中国学术起源相关论述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之上，揭示刘师培文学起源观的价值。 　　一、刘师培“官守论”与晚清学术思潮 　　众所周知，清代学术的发展以朴学最为大宗，然至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家内外交困局面的形成，极具经世价值的今文经学复又兴起，尤其是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借孔子之名行变法之实。与康有为的政治观念一致的是，康在学术上也极其推崇孔子的地位。他认为儒学为孔子所创，“儒为孔子所创教名”[1]107；认为“六经皆孔子作，百家皆孔子之学”[1]96，甚至认为纬书也是孔子所作，“六纬，孔子穷极天人之书”[1]96，“孔子作纬，刘歆作谶以乱之，后人攻谶并及纬，大谬”[1]105；至于诸子出于孔子，如“老子之清虚柔退出于孔子，墨子兼爱亦出孔子”[1]97，“老子之学只偷得半部《易经》，墨子之学只改得半部《春秋》”[1]93，“庄子乃孔子后学而兼老学者也”[1]94，总之，六艺、诸子均出自孔子。客观而言，康有为论学，有其政治目的，于中国当时政治有益，但在学术认知上未免太过主观。因此，他的学说在当时就遭到诸多学人的反对。有见于此，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通过撰文对康有为之学说加以反对。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仍然在政治上坚持君主立宪，并倡立孔教，实际上康有为“特利用孔教，求自为当时之教主而已”[2]4567，他晚年的主张更趋近于专制、颟顸，必然遭到革命派的抨击。章太炎于1906年曾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诸子学略说》一文，主张“古之学者，多出于王官”[3]，继承前人之说，但又有新的发展。相对而言，刘师培的相关著作在数量上则更多，也更为系统。 　　刘师培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大学者，他的研究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又有学习西学而勇于开新的一面。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刘师培尤其热衷于探讨中国学术之起源问题，他能利用中国古文献，又结合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立论深邃，见解独到。刘师培《甲辰自述诗》之五十三自注曰：“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4]，因此他的论述能够密切结合西学，从而推陈出新。刘师培的相关论述主要见于《古学出于史官论》（《国粹学报》第1期）、《古学起源论》之《论古学出于宗教》（《国粹学报》第8期）、《古学出于官守论》（《国粹学报》第14、15期）、《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国粹学报》第17期）等文章中，与此相关者尚有《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国粹学报》第13期）、《舞法起于祀神考》（《国粹学报》第29期）等文章。刘师培的核心观点是：一切学术出于史官。由此出发，旁及巫、祝之官及祭祀、宗教活动。刘师培诸多有关文学起源的观点，实亦包含其中，而专论文学者则是《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1910年）一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综合考察。事实上，厘清中国学术起源的问题，方能解决孔子与六经、六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为方便论述，我们将刘师培的一系列主张统称为“官守论”，涉及具体问题则单称。 　　二、刘师培“官守论”与文学研究之关系 　　刘师培在学术上是与康、梁等人针锋相对的。刘师培撰有《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孔学真论》等文章，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