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不愿因派而改名.docVIP

傅雷不愿因右派而改名 　　走过一片残垣断壁，来到一座北京四合院前，红色的大门紧闭着。我敲着门，没有人开。正当我想走开的时候，门“吱呀”一声开了。1983年9月，那天并不太凉，我穿着白衬衫，而开门者却穿着灯芯绒上衣，敞开的领口还露出毛背心。他个子矮胖，头发稀疏花白，门牙也脱落了。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他便是傅雷的好友、《傅雷家书》“代序”的作者楼适夷。他让我在沙发上坐定之后，来到门口亮处，戴上老花眼镜，很仔细地看了我的介绍信，脸上显出欣喜的神色。他用一口南方的“普通话”说：“哦，写傅聪的报告文学，好，好。”隔着茶几，他坐在另一张沙发上。“傅雷？傅聪？”他自言自语着，用右手的中指敲了敲前额，仿佛要把往日的回忆敲打出来。我查阅过傅雷在1959年11月5日填写的履历表，在内中的“社会关系”一栏内，傅雷总共写了三位，即上海的朱人秀（傅雷妻子的胞兄）、周煦良和北京的楼适夷，足见傅雷与楼适夷关系之密切。 　　楼适夷沉思着，眉间的竖纹深深地皱起来。北京站的钟声，悠扬地传进小院。当时老人已经78岁。他记忆的闸门一打开，话便滔滔不绝。他谈起了老朋友傅雷，谈起孩提时的傅聪，谈起傅聪出走的经过，谈起在傅雷成为右派及傅聪出走之后陈毅副总理对他们的关怀……谈到悲戚处，他黯然神伤；谈到欣悦处，他仰天大笑。一个下午悄悄过去，我的采访笔记本上凝固了这位长者对往事的宝贵回忆…… 　　楼适夷其人 　　楼适夷，集革命者、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浙江余姚人，生于1905年，原名楼锡春，别名楼建南。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加入著名文学团体太阳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挣扎》《病与梦》，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929年9月赴日本留学，主修俄罗斯文学。 　　楼适夷在1931年回国之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参加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和《文艺新闻》，同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他与鲁迅有许多交往。1932年秋，奉党组织之命，他陪同一位“脸孔带有方型，有风霜之色，大约像一位乡村教师”的人去鲁迅家中。后来才知道，那人便是陈赓将军。 　　翌年，楼适夷被捕。在监狱中4年，他居然翻译了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在人间》。1937年出狱后，他时而在郁达夫手下工作，时而与叶圣陶一起编辑刊物，时而与茅盾共事，时而与鲁迅夫人许广平共同办刊……那时候，他的流动性颇大，曾先后在福建、武汉、重庆、香港、上海工作。 　　解放后，楼适夷定居北京，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出版翻译作品由他主管，而傅雷译作大都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所以楼适夷跟傅雷有了密切的交往。 　　据傅雷保姆周菊娣告诉我，在傅雷家里，唯一一个非常随便、甚至半躺在椅子上高高跷起二郎腿跟傅雷聊天的，就是楼适夷。经过楼适夷的手，傅雷一本又一本译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傅雷是否曾拒绝改名？ 　　楼适夷给我讲述了许多关于傅雷、傅聪的故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傅雷不愿因划为“右派分子”而改名的故事。 　　那是在1958年，头上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爱子傅聪又远走异国，傅雷苦闷已极。就在这时，苦中加苦，愁上添愁：1958年，傅雷把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译出来了，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束之高阁；从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花费近一年时间，译出丹纳的《艺术哲学》。傅雷曾说：“思之怅怅――此书原系1957年‘人文’（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笔者注）向我特约，还是王任叔来沪到我家当面说定，寄出后又搁浅了……” 　　傅雷以译书为业，以稿费为经济来源。译稿不能出版，对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是原著有问题？不，他译的是法国文学艺术名著。是译文有问题？不，他的译笔是一流的。为什么不能印行呢？原因就出在他头上那顶大帽子。 　　“改个名字，用笔名出书吧！”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傅雷提出这样的建议。傅雷一向淡于名利，改用笔名出书本也无妨。再说，这也并非无先例，周作人就改用鲜为人知的原名“遐寿”、别名“启明”为笔名出版著作。 　　然而，由于他是“右派分子”而要他改署名字，傅雷坚决不干。他认为，给他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因戴帽而改署名字则更是错上加错。他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 　　根据楼适夷先生的回忆，我把傅雷坚持不改名一事，写入《傅雷一家》一书。 　　然而，在1987年9月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吴德铎先生的文章《傅雷拒绝改名了吗？》，却说傅雷并无拒绝改名一事，要加以“纠正”：“从情节来说，这诚然是个很动人的故事，说明傅雷的耿直、顽强，大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之风。傅雷的刚直不阿，世所共知（他的错划，原因也就在此）。但这个改名的故事，据我所知，并无其事。” 　　吴德铎先生的依据，是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上海《文汇报》刊登整版图书广告，上面便印着傅雷的译作，“从《查第格》到《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