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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玄而成思,致思以达玄 　　罗中枢教授所著《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一书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2010年10月，20万字，以下简称《重玄之思》，所引只注明页码)。该书主要从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论述唐初成玄英的“重玄学”，本文按图索骥，就该书的一些研究特色作一评述。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一、紧扣时代背景。深究学术源流 　　道教得以产生，是建立在先秦天人观念、鬼神崇拜、礼乐祭祀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基础之上。先秦之际的中国思想，更为注重宇宙论和价值论的探讨，宇宙论的思想成为此一时期思想家的重点，其中儒家的天道观、老子的道化论和《周易》的太极生成论就是其代表。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宇宙的来源和归属等终极问题。推而下之，则以天道论人事，试图为当时动荡的时局提出自己安邦治国、匡扶人心的各类“良方”。 　　汉代是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变革期，此一时期儒学的谶纬化和独尊化、经学的古今之争以及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儒释道三教思想之间开始交融。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主流，是以天人感应的宇宙论为基础来探讨天人关系。至魏晋南北朝，中国哲学之主流则又一突变，力主突破汉代经学之藩篱，走向玄学之思，由宇宙论的探讨转向本体论。加上汉末佛教的传入，玄佛合流的思想则加深了对《易》、《老》、《庄》的思辨深度，玄学所探究的“有”、“无”等本体论问题成为当时思想的热点。此时的道教思想主流，则专注于建构神仙理论、规范修仙方法、定制斋醮科仪和编撰道经目录，力图将汉末的鬼神道教改造成为神仙道教，以适应上层人士的信仰需求和维护统治秩序，剔除民间道教的革命性和粗鄙性。 　　相对于汉魏晋时期，道教发展到了隋唐之际，其修道方法和思想已然发生了很大转变。《重玄之思》一书在第一章第一节里对此作了总结：1.道教的义理化；2.道教的内在化；3.道教的思辨化；4.道教的上层化；5.道教的宽容化。道教在隋唐时期的这五个特点，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道教在大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史的流变中开始寻找自己的方向。 　　对于重玄学产生的思想背景，该书主要从隋唐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和道教教义发展的特点、儒释道三教的交融以及玄学到重玄学的主题流变等角度来探讨。这些时代背景和学术源流的交代，使得我们得以清楚了解成玄英“重玄学”得以产生的物质政治条件和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 　　就物质政治条件而言，隋唐时期的物质繁荣和政治开明为这一时期道教、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隋唐时期的统治者，对于三教和其他宗教都能兼容并包，体现了一种大国的风范。因而，佛、道教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建设和开宗立派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就道教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而论，《重玄之思》一书注意到了道教修道理论由玄学到重玄学，由重玄学转向心学的内在发展进程。重玄学的兴起，如作者所言：“重玄学是魏晋玄学的继承、深化和终结。在重玄学家看来，王弼主张的‘贵无论’和裴?Q倡导的‘贵有论’，都是各执一偏，没有穷尽《道德经》的微言大旨意。郭象和僧肇的观点启发了重玄学。重玄学主张‘破执’或‘遣滞’，既不滞于有，又不滞于无，亦不滞于非有非无，通过不断的‘破’、‘遣’或否定，以达到更抽象、更纯化、更超越的‘重玄’妙境。”(第49页) 　　重玄学得以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佛性论、涅柴说和中观学的影响。《重玄之思》一书对此也进行了简明扼要地梳理，文中叙述了南北朝时期僧人慧文“一心三观”、三论宗“八不中道”、“真俗二谛”等思想；至晋则有鸠摩罗什利用“中观学”破有无双执，随后的僧肇依循此思路，主张以非有非无的双遣方式来破玄学之迷悟。而支道林则用“重玄”、“双玄”等方式来达致此种修行的终极目的。 　　慧文、鸠摩罗什、僧肇和支道林所因循的思辨方法，究其实质，“都还停留在‘一玄’或‘一中道’的范畴”(第50页)，尚未达致“重玄”之境。为达此境，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否定”，即吉藏所言的“四忘”：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 　　从道家道教自身思想发展的脉络而言，玄学是对先秦老庄之学的思辨化，其本质是探讨本体论的问题。重玄学则是循着玄学的本体论问题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力图走出玄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偏执，进一步走向修仙理论的内在化和心性化。 　　这样一种思想源流的转变，如作者所言，“从魏晋玄学到隋唐重玄的过程，是从哲学转向宗教和宗教哲学的过程，是从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过程，是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转向重玄思维方式的过程。玄学将老子的宇宙论转化为本体论，重玄学进一步使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第55页)。 　　二、细研关键概念。精炼核心范畴 　　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总是要依靠文本而成形，而文本得以形成，则需要语言来表达。在思想家所使用的语言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概念和核心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可以说是建筑思想结构的基本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