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入刑必要性分析.docVIP

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入刑必要性分析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符合刑法对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要求，有利于刑法保护法益与预防犯罪功能的实现，同时也体现着当前风险社会下刑法的特殊作用。不管从刑法的本质特征、功能要求还是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说，将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纳入刑法评价体系都是有其必要性的。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 携带凶器盗窃 立法合理性 　　2011 年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对盗窃罪进行了修改，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增加为盗窃罪的三种新的犯罪形态。 虽然该修正案已实施2年有余，仍有学者提出该条文对盗窃行为方式的增设，是刑法理性逐渐趋向边缘化的结果。由此产生的立法不规范及其所带来的困扰也必然在司法实践中愈加明显。[1]然而笔者认为，当前盗窃罪数量急剧增加，尤其是携带凶器盗窃这一特殊盗窃行为的出现，既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又对他人的生活和人身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不管从刑法的本质特征、功能要求还是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说，将其纳入刑法评价体系都是有其必要性的。 　　一、符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求 　　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对于犯罪概念的定义为：犯罪是指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行为。虽然有不少学者质疑该通说作为司法概念的合理性，但仍然应当承认其作为立法概念的合理性。[2]因此可以说，在我国有关犯罪与刑罚的几乎所有问题也都是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说出发的。我国的立法者一直都将社会危害性作为判断某一行为出罪入罪的重要依据之一，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质变或者量变都会对我国犯罪圈发生影响。而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规定，正是基于携带凶器盗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对刑法原有盗窃罪的基本罪状所作出的调整与完善。我国盗窃罪立法采取了定性+定量的混合模式，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部分手段恶劣情节严重的盗窃行为接连出现，却因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而难以入罪，这必然会出现法律漏洞，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古语有云：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说明的就是只要行为人身边或随身携带有利器，相对于赤手空拳来说，其使用利器进行攻击的欲望和可能性相对较为强烈，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刑法在携带凶器或利器实施相应行为的时候，往往做出升格的认定，[3]因此作为盗窃罪的特殊形态，携带凶器盗窃对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潜在威胁比一般盗窃罪都要更大。携带凶器盗窃在现实中多发，且极有可能由取财型犯罪上升为暴力型犯罪，从而对人身造成重大危害，所侵犯的客体也将从普通的财产权扩展到人身权领域，其社会危害性与单纯侵犯财产的普通盗窃行为相比便更为恶劣。 　　与横向上看，携带凶器盗窃一般比盗窃行为潜在危险性与客观危害性都要大，因而在对携带凶器行为进行刑法规范时，特意将之与一般盗窃行为作出了明确区分。而从纵向角度来看，携带凶器盗窃的规定，与《刑法》第 267 条第 2 款的携带凶器抢夺的规定十分类似。严格来说，抢夺与盗窃都属于对物的侵犯，但由于抢夺存在对物的暴力，其本身便具有造成他人伤害的一般危险，如果加上携带凶器这一具有人身伤害危险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便与抢劫罪相同，因而刑法中对携带凶器抢夺依照抢劫罪论处，可见，对人身造成侵害危险是其社会危害性的重要表现。而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与携带凶器抢夺同样具有对人身权利的危险性或潜在危险性，不管行为人最后是否使用凶器，携带凶器这一行为所产生的危害性和对行为作用人的威胁性并不会受到影响。如果仍按照一般盗窃罪规定来规范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则只评价了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对财产权利的侵害，而没有对携带凶器行为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危险行为和行为人对社会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价，这样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需要携带凶器盗窃从普通盗窃中单列出来，在刑条文中明确予以其否定评价，更符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评价体系，也更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二、有利于刑法保护法益与预防犯罪功能的实现 　　刑法是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维护其自身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确认与协调其他社会利益，保护被确认为合法利益的重要手段。对于合法利益的保护是制定和实施刑法的动力，也是刑法的目的所在。而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需要通过惩罚犯罪行为予以实现的。犯罪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国家对此类行为施以刑罚的惩罚，能够对犯罪行为予以打击和压制，使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在被侵犯的社会关系不能得到恢复的情况下，对犯罪人予以相对应的报应性惩罚，使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的危害，同时通过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进行惩罚，使犯罪分子对于二次犯罪产生恐惧威慑心理，并对一般公众昭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和法律秩序的不可破坏性，从而产生警戒、教育作用，保证社会关系的安定。因而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达成的较为一致的通说认为，我国刑罚的目的应当是预防犯罪 。其所预防的犯罪，包括未然之罪和已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