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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中中国大学百年 　　摘要： 许美德教授试图通过文化的角度来获得对中国大学百年历史的一种阐释性认识。她借助韦伯的“理想型”，抽离出自治权和学术自由这一对概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西文化以及高等教育的差异。她通过叙事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大学百年来在两种文化下经历的冲突、借鉴和融合。最后，她期望中国大学在吸收这一百年来调和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矛盾与冲突的成功经验上，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即真正的中国大学模式。 　　关键词： 许美德；中国大学；文化冲突 　　一、 研究中国大学史的新视角 　　对于中国大学近百年走过的历史，不同学者有不同理解。有从政治的角度，也有从现代化的角度。而许美德教授另辟蹊径，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大学这一百年来所走过的风风雨雨。作者在导言中开宗明义道，她所书写的是史话而不是历史。所谓史话就是要获得“一种阐释性认识”[1]2，既要把握事物的全面性，又要阐述其独特性。而历史的叙述则着眼于档案史料的挖掘与梳理，作者坦言这并非其所长。选择史话的叙述方式也就意味着要集中于“广阔的主题和概念”进行探讨[1]2。那么如何才能获得阐释性的认识呢？作者认为在此之前必须要寻得阐释性认识的方法论。在她看来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存在两种方法论：一种是坚持通过归纳的方法获得客观性，恪守价值中立；另一种则是在认识论上坚持一元论，认为科学认识已超出了事实知识，并向着道德规范及政治的方向发展。前一种方法论较多地运用于有关现代化的论述。因其过分地拘泥于对客观性的坚持，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少或几乎不加意愿或推荐性的论述。虽然标榜为客观和价值中立，但事实上并没有超越西方中心的思维定势。而后一种方法论则容易导致教条主义，一种所谓的普遍真理渗透到研究的各个领域，这在中国国内的研究上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现。正是在这样一个两难困境下，作者力图发现一种介于这两种论述之间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大学所走过的历程。即超越以现代化的论述方式所进行的种种论述，从文化模式和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教育。这样一种阐释性模式不再是提出假设，???证假设，而是强调理解中国大学在中国文化及历史背景下长期形成的独特性，又试图预测中国大学的未来，探讨中国大学对21世纪的未来中国所能作出的贡献。因而它的目的不在于去证明已有的结构或者模式，而是要去发现并理解一种新的结构或者模式。 　　二、 冲突、借鉴与融合 　　许美德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中，中国存在着这样一种明显的矛盾和冲突：既要获得西方科学和技术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同时又要竭力维护本国的文化知识传统，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整个20世纪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发展历程。这个进程构成了存在于以下这些模式之间的一种四象交互作用，即被中国民族主义者为其特定的目的采用和借鉴了的资本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模式，及在对西方模式的发现和借鉴中起基础作用的中国传统的两极对立与综合的文化模式[1]51-52，如图1所示。而中国大学在百年中正是在这种四象交互作用下发展着的。 　　作者认为1860―1911年这一时期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变迁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处于战争时期。变迁本身主要是为了维护固有传统，因而变迁自然也就带有被动的色彩。当时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科举制度和书院虽然尚存，但它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正统性和活力。在当时讨论如何建立新式学校的过程中，有人提出一种等级式的学校体系，此体系以行政级别和地域位置为根据。而所谓的新式学堂却是由传统的书院转变而来。例如大学堂由省会所属的书院转变而来；中学堂由各县所属的书院转变而来；小学堂由最低级别的乡属书院转变而来。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这里体现得非常明显。而与官立学堂相对的新式学校则是各省官僚、绅士创办的私立新式学堂（中体西用）、中西书院（整合中西学术）、教会学校（“西体中用”）以及具有革命性质的现代学校（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很显然，作者所强调的中国传统的两极对立与综合的文化模式，在吸收外来模式时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学校制度在这一时期深受日本的影响。但作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既没有真正懂得欧洲大学的精神，也没有认真仿效它的办学模式[1]64。 　　在1911―1927年间，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蔡元培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人物。蔡元培的大学办学思想大部分是来自于德国的大学模式，但是在大学同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却又受到了法国教育思想的影响[1]69。“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的不干预实际政治的主张被突破。他虽然在此后不久又回到了北京大学，但在随后的高等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其他留美归国学者的思想取代了蔡元培思想在教育界的领导地位，大学的办学思想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之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表明中国大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