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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如何成了一种运动 　　[摘要]作为“五四”时期比较著名也是较能代表当时时代特色的社会团体之一，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范本。一方面，“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反映了当时各地青年学子参与现代文化建设的要求――通过社团组织成员间的思想交流和心灵沟通，新文化首先在青年知识分子内部得到了传播和巩固，这为席卷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少年中国学会”中的不少成员致力于创办杂志和编译丛书等方面的工作，利用新兴的现代印刷媒介为新文化的传播开辟了必要的空间。而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五四”期间由崇尚文化革新向主张政治运动的转变过程，人们也可以对新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走向及导致这一走向的原因得出更加全面的认识。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少年中国学会“五四”新文化运动《少年中国》 　　[作者简介]房芳(1980－)，女，吉林省四平市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潮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1-0143-06 　　 　　1920年，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罗家伦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时撰文说：“新思潮的运动，在中国发生于世界大战终了之时。当时提倡的还不过是少数的人，大多数还是莫明其妙，漠不相关。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从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尽管随着研究的深入，今天的学者更倾向于在作为现实政治行为的爱国学生运动和作为思想文化革新的新文化运动之间进行区分，但有一点无法否认：正是爆发于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点燃了民国初年一度沉闷压抑的社会氛围，加速了以现代性启蒙为核心的“新文化”的发展步伐。 一种“新文化”要想成为席卷全国的“运动”，既要有必备的现实土壤和历史机缘，也少不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努力。为创建“新文化”达到为中国社会变革“固本培元”的目的，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结成团体，以各种方式进行着推动现代文化传播的努力。诞生于1919年7月1日的“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就是“五四”社团中比较著名也是时代印记比较鲜明的一家。以“少中”的各种文化活动为范本进行分析，人们可以对“五四”新文化在社会中的传播过程和基本走向得出一个总体的印象，进而对这一文化转轨时期的社会历史运行情况作出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一、新文化的接受者与传播者： 　　 　　青年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 　新文化在社会上成功“运动”起来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现代思想和价值观念传播并产生影响的过程。“五四”新文化的传播推广是由前后血脉相连的两代学人共同担纲的：前一代即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师长辈人物，在1915～1918年间的“破旧”阶段担当了新文化的开路先锋。后一代则是“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在以“新青年”的身份成为新文化最初的接受者之后，这些青年学子也不负师长所望，很快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成为了新一代的现代文化传播者。“少中”的多数会员便属于后者。 　　在罗家伦看来，五四运动取得的重要成绩之一便是“社会组织的增加”。大量新型社团的涌现与青年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与壮大是互为表里的。一方面，从洋务运动经由维新变法，直到晚清新政期间逐步推行的教育改革改变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使他们逐渐完成了由传统的士子童生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而在民国成立后，新的教育宗旨更是祛除了晚清教育中皇权思想的残留，而代之以来自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概念，从而在客观上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据周策纵的统计，到1919年时，全国范围内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大概占3％”，总数已经达到了1000万人左右。虽然占全国人口比例并不大，但这些新式教育培养起来的“新青年”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活跃分子。在国内多数民众对“民主”、“科学”等西方语汇尚处于懵懂之时，正是他们率先对启蒙先驱者倡导的新文化作出了第一波的积极回应。 　　王富仁曾在《论中国当代文化界》中说：“外省文化界的大量涌现和自主性、独立性的加强，是中国新文化继续发展的一个最明确的标志。”经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大力提倡，到1919年时，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这“一校一刊”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在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论是“走的是同人杂志的路子”的《新青年》，还是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其覆盖面都毕竟有限，新文化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还需要各地更多知识青年的广泛参与。而对于一些身处北京大学学术圈子之外的知识者来说，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