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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政治生态隐喻叙事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带灯》是贾平凹的又一部长篇新作，作品以一个叫带灯的漂亮乡村女干部为主人公，从“维稳”与上访角度切入，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基层乡村政治发展的问题与危机。对于整部小说本身而言，无论是情节组织还是人物形象塑造，无论是叙述语调还是语言风格，都看不出任何突破以往的痕迹，更谈不上有什么出彩之处。但若纵观贾平凹整个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带灯》是一个新变和突破。从《浮躁》《秦腔》到《古炉》，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一直在追求一种史诗品格，《带灯》则一改以往小说经典的文本叙事，转而为散漫闲聊式甚至是碎片化的言说方式。作家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深入到现实世界本身，通过对乡村政治生态的近距离或零距离的叙述和摹写，饱含着对现实的坦诚勇敢和深刻，更显示出现时代的温度和触及现实的深刻力量。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小说中的樱镇，与清风街（《秦腔》）、古炉村（《古炉》）命运相似，正在遭遇现代化的改造。它们构成同一个主题 ：乡土中国的现代裂变。”{1} 　　“新时期，随着人民公社制的废除和乡政村治体制的确立，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效力范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政’体制已成为了按一定的行政区划设立的国家最基层的行政权力体制。”{2}国家政权下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乡村政治生态的巨大改观，无处不在的政治话语不仅成为为乡村的基本生活记忆，更成为像莫言、贾平凹这一代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小说创作中无法忽略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农民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 使得广袤的乡村与总数惊人的农民永远是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一直关注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带灯》是贾平凹对当代转型期中国社会、对人生命运思考和表现的精神载体，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现实扫描。带灯，同样也是贾平凹寄寓乡村理想、理想人格和期待温润人性的载体。进一步讲，《带灯》承载着贾平凹新的叙事理想和文化诉求。”{3} 　　一、复调叙事：文本形式的隐喻意蕴 　　复调（ Polyphony） 本是音乐术语，后来被广泛地借鉴和应用到小说创作中。复调小说理论，发源于巴赫金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话语分析，主要是从政治意识形态和作品思想性的角度来阐释的，并不涉及小说形式的研究。在巴赫金看来，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的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人意志的范围。”{4}也正是因为复调小说的平等的对话特征，分析这种对话成为了复调小说批评的一个主要视角。 　　对于《带灯》这部作品而言，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自觉地尝试了复调叙事和对话氛围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部标准的复调文本。全书结构很明显地分为两大板块，直接构成了一种显性的对话，一是作者为我们讲述的作为乡镇府综治办主任带灯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一是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二十七封信。两种言说相互独立又互为注释，前一种声音直接延续了作家一贯坚持的“接地气”的叙事风格，充当社会变迁的“书记员”角色；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二十七封信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文本，它是作品主人公带灯的精神乌托邦，书信所倾诉的带灯的精神家园，直接寄寓了作家的乡村政治理想。就第一个层面的话语来讲，带灯是作品的主人公，作者叙述的对象，是作为叙述客体而存在的；而到了第二个层面，作家则隐藏到了幕后，带灯是作为“直抒己见的主体”而存在的，她隐藏在幕后小说的叙事主体的合二为一。在这里，从两种声音的合流与抵牾中我们看到，作者一直在试图调和处在文化的转型的交叉口上的两种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文化身份，这里既有作家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忧患与启蒙意识，更包含有对众苍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当然，也有他以农民身份对农村农民的忧患成分，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处理官民冲突时，已非左翼作家传统里的简单情绪的表达，而有了对存在的宽容。大家都是可怜的存在，命运对每个存在者的设计都非一路平坦的。”{5} 　　事实上，结构也是一种叙事。韦恩?布斯认为，杰出的文学作品本身即是对生活及其可能形态的隐喻，艺术作品隐喻地表达了艺术家对生活的理想与批判；有鉴于此，隐喻并非手段，它本身即是生活的一个主要目的，而分享隐喻乃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人类生活经验。{6}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带灯》的复调叙事和对话氛围的营构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它的的叙事模式就是一个不断建构隐喻，并逐渐验证，进而得到证实的过程。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华阳坪因为兴建大型矿区而引起的虱子的飞临樱镇，到可以看见鬼的和尚和疯子出现，再到带灯的梦游、带灯和竹子的身上开始生虱子，最后到千万只萤火虫聚集在带灯身上形成的壮丽光晕，这个潜伏在樱镇之中的神秘的非理性世界又构成了一种隐喻。 　　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作者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