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台湾大学.docVIP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1949年元月20日，由大陆来台的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台大原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时期于1928年创办的。1948年迁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仍以傅斯年为所长，但傅斯年的主要精力却在台大。北大从1917年蔡元培开始算起，包托其后的校长蒋梦麟、胡适和代校长傅斯年这几任中，办事能力最强者莫过于蒋梦麟、傅斯年。有次会上，傅斯年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学问不如适之先生，办事却比适之先生高明。”此说可谓知人之论。蒋梦麟听傅斯年这么一说，微笑着说：“蔡先生、胡先生是北大‘功臣’，我和你只是北大‘功狗’。”大家都笑了起来。“功狗”、“功人”是个历史典故。《史记》记载，刘邦做了皇帝后，大封功臣，那些出身草莽、没有什么文化、却在刀光剑影中出生入死、提着脑袋造反闹革命，为刘邦打下偌大一座江山的伙伴们虽说个个封侯拜将，然而名列功臣第一的却是文人――在后方协助刘邦的萧何!这一下炸锅了，群情激愤，萧何凭什么名列功臣第一?刘邦对他手下这批开国武将说了一段颇有见地的话：“猎狗只有追擒野兽的功能，而猎人却能指挥猎狗。你们只不过是擒杀野兽有功的猎狗(功狗)，只有萧何才称得上是猎人(功人)。”此时的“功狗”傅斯年决心要把台大办成世界一流水准的大学，因此不遗余力，殚精竭虑。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一、坚持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 　　 　　傅斯年主持台大遇到的第一件难事是经费问题。他为此不断往阳明山(原名草山，蒋介石来台后建官邸于此，因崇信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而改草山为阳明山)跑，向蒋介石要经费，而每一次他都能如愿以偿。当他从蒋手中要到经费时每每会不无得意地与人开玩笑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傅斯年靠个人的声望与蒋介石周旋，能索要到经费，那是人治，而非制度。 　　傅斯年出身于北大，受北大常年的熏陶，主持台大一如老北大的作派。他对此有一段说辞：“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自由主义传统在傅斯年执掌台大时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北大“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这套制度已经融于他的血脉之中，与他的生命形成一体。用他的话说：“一个大学必须大家要办好，才能办好，便可以办得好，绝不是校长要办好的。我所谓大家，包括全校教职员、学生、工友在内。”他更反对政府的行政干预，说：“大学的主体当然在教授，为教育、为学术的研究，这都是当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预太多了，流弊极大，可以弄到学术研究根本难得进行。”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至理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傅斯年在去台前后，也千方百计为台大网罗人才；然而，那时到台的人才毕竟有限，如中研院80多位院士，留在大陆的有60位左右。当时在台大的名教授仅30几位，无论如何也无法保证每一个系科都有名教授、一流的师资掌舵。好在经傅斯年努力，把中研院史语所和数学所的一批精英迁到了台湾。傅斯年请他们一律兼任台大教授，这样就把台大的各院系全都充实起来。与此同时，他将那些滥竽充数者――70多位教授、副教授、讲师，毫不客气地予以解聘。傅斯年说：“就是总统给我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也可以随时把他开除。”其中，有七位教师被解聘后，生活没有着落，陷入贫困。傅斯年知道后，根据其长将他们聘为图书馆的编纂人员。这正是唐太宗所说的“用人如用器”。傅斯年不仅有办事能力，也确有大家之风。 　　“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到傅斯年长台大时，提出“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招生录取之际，傅斯年会在校长室门旁赫然写上“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在傅斯年努力下，机会均等的理念在台大得到贯彻，台大没有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傅斯年为了保持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坚决拒绝三民主义入校，坚持不让台大在校园内升国民党党旗。这一点，当年只有胡适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才敢这么做。1949年4月6日，台大发生学潮，国民党军警要到校抓人，傅斯年怒斥道：说某人是共产党要有真凭实据，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他警告台湾警备副司令彭孟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针对报纸上对台大的攻击，傅斯年的“大炮”劲头上来了，在报上撰文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台大不少教授喜欢在讲台上宣扬民主法治，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如政治系的萨孟武教授就是一个典型。每当他讲课，抨击国民党的法统，教室里座无虚席，影响四播。国民党几次想对萨孟武采取行动，慑于傅斯年而不敢动。不过在民国时期，这样的校长也非仅此一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蒋梦麟……无不如此。现年87岁的清华教授何兆武回忆过这样的一件事。他的三姐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