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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振耀中国拟定60万孤儿养育费标准 　　2008年占据人大审议比例半壁江山的民生立法，2009年继续？枚疾行。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表示，先后进入八届全国人大和十届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规划的《社会救助法》，可望于年内提请首次审议。这被认为是本届人大转变立法重点所释放的强烈讯号。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陆基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考量，经济立法成为人大立法中的优先选项。 　　来自民政部的消息称，待审议的《社会救助法》将现有的城乡低保，灾民救助、农村五保，包括医疗救助等方面的专项救助都进行了梳理。实际上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相较于具备普惠功能、面向全体居民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仅是针对贫困者的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因此它被视为“国家的责任”。所以即将以国家法律形式承认政府具有社会救济责任的这一动作，从某种意义上，只能称为大陆福利体系庞大建设中的先期工程。 　　大陆1982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是大陆首次将宪法中“劳动者”的权利，推及到“全体公民”。时隔17年后，国务院在1999年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将社会救助确定为各级政府法定责任。 　　2008年3月11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接受本刊记者专访，解答政府将来如何履行对“贫困的救助”。 　　别人1000美元能做到的，我们还没做到 　　凤凰周刊：西方国家最早将社会保障体系称作“社会安全网”和“社会稳定器”，其中社会救助是“最后一道安全网”。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的历程看，一般的保障次序是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到社会优抚、福利津贴，最后形成完整体系。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运作到了何种层次？ 　　王振耀：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这是一个基本现实。在这个基础上，国家有条件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也能够建立起发达国家在早期就开始建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人均1000美元以下已经建立、我国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也曾实行的贫困救助制度。 　　但实际上差距太大，别人（人均GDP）1000美元能做到的，我们现在都还没做到，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比如儿童的福利不能再拖了日本1947年就制定了儿童福利法;再比如重度残疾人以及养老问题。 　　政府必须要承担起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我们越来越明确对这个大体系的规划。现在大家对养老服务体系的热情很高，我估计未来几年投入恐怕是要上千亿元，因为很多企业家都要积极投入，我们做好这个准备，地方政府也需要这样。我们正在推动成立养老服务行业协会，目前正在协商，时间紧迫，我不希望涸辙之鲋的故事重演。 　　扭转贫富差距，不能四面出击 　　凤凰周刊：社会救助工作为何难以速见成效？ 　　王振耀：社会建设需要在短期内见到明显成效，但在许多领域内一时还不可能采取全面行动。要扭转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不能四面出击，要讲究轻重缓急，从最为容易处入手产生最大社会效果。 　　初次分配领域内的调整不能急速进行，它需要一个渐进过程。立即对初次分配领域内的严重缺陷进行全面调整，是不妥当的，因为初次分配的公正性，如果通过狂风暴雨式的运动来解决，可能会激起震荡。 　　即使是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要在一年内见到明显成效，也相当不容易。因为我国还存在着城乡户籍制度，人们对于社会保障的制度结构和目标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各个行政管理部门之间与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担机制的协调还不太容易。 　　所以，社会建设的行动战略需要选择最佳的领域。极端贫困人群就是最佳突破口。极端贫困作为木桶理论中的短板，制约着社会发展。比如，如果孤儿得不到周全的照顾，贫困救助的成就很难令人信服。 　　社会福利历来就是从孩子做起 　　凤凰周刊：民政部门对于孤儿救助工作现在有何进展？ 　　王振耀：我2月底在云南调研艾滋孤儿的救助情况。实际上这些孤儿主要是家庭成员感染艾滋病去世而成为孤儿的，极少数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下一步我觉得这个词要变化一下。 　　社会福利历来就是从孩子做起的。现在每个地方都落实了各种政策，但整体上有很大的缺陷，救助水平偏低。河南和安徽每月的标准到了200元/月，高的可能到了283元/月（国家标准），但很多地方是将孤儿纳入低保，我心里不是滋味。 　　民政部2005年公布的国内孤儿普查数据是58万余人，其中8万余人是在机构供养。现在这个数据会增加一些，汶川地震就增加了623名双孤（父母双亡），每年的车祸留下几千名孤儿，孩子问题就是社会问题。 　　民政部将在今年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会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标准600元/月（儿童福利机构内孤儿、弃婴的最低养育标准另行制定）。当时部里密集调研讨论孤儿怎么办。过去用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