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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包租阶层流变 　　有人说，当内地乡村的农民正勤勤恳恳种田过日子的时候，东莞农村的村民却在“种房子”。 中国论文网 /1/viewhtm　　改革开放30年，长安镇乌沙区的张燕一家就是东莞镇村“地租经济”模式的典型受惠者。家里盖了三栋楼，靠收租分红度日，家资比大多城市白领都丰裕得多。村里几乎所有人都过着这种“包租婆”式的生活，被“新莞人”称为“食利阶层”。 　　但去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张燕家的出租屋“失收”了。 　　“以往天天有人来找房子现在减了租还是空置20%，”说到她的出租屋，正在棋牌室打牌的张燕就开始走神，“你说金融危机什么时候会结束？”跟当地镇村的大多数中年妇女一样，42岁的她读书不多，不懂什么经济形势，只知道金融危机打乱了他们安逸的生活模式，让已经半辈子没为钱犯过愁的她有了危机感。 　　然而，30年河东，30年河西，经济形势在变，产业结构在变，金融危机过后，东莞“食利阶层”的生活还能回复原状吗？ 　　搭时代便车的暴富者 1983年，广东东莞乡村收看香港电视的“鱼骨天线”看上去比城里的还要壮观。 　　这个下午张燕打牌赢了点钱，心情不错。表面看来她的生活跟金融危机前并没没有什么区别，每天在家照料家务和看电视，闲时就打麻将，打牌，赌点小钱。这也是乌沙村、江贝村等邻近村子大多数女户主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80年代前那曾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她们记忆中已十分遥远。改革开放前，整个长安镇只有一家农具厂和一家水泥厂村民不知工业为何物。而相对地，农业发展平稳，共有5.5万亩水稻和5500亩香蕉园。 　　“那时候分田到户每家每户都有责任田，粮食基本可以自给自足。”42岁的张燕努力回忆着。 　　现在，张燕住的是别墅式洋楼，前年还给儿子买了辆车。但东莞工业大发展前，她与父母住在一起，家里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录音机几乎都算奢侈品。 　　因为贫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长安镇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偷渡的青壮年数以千计张燕的伯父就是在那时偷渡去了香港。 　　转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东莞开始了引商引资的步伐。 　　“简直是全民大动员，所有乡镇干部都出动了。”村民们说。在深圳罗湖关口，乡镇干部们碰到港商模样的人，就上前游说。方式虽然很原始，但长安镇有着自己的地理优势：处在广深高速公路、G107国道、S358省道的交汇点。离广州、珠海、香港、澳门等地均不超过2小时车程。 　　随着第一个“来料加工”工厂在1981年成立，玩具厂五金厂毛织厂等纷纷落户长安。现在随便在乌沙区的一条街道上数一数，少说也有10家以上的厂房一字排开。为了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厂与厂间往往只有一墙之隔。 　　“就这样，农田都变成厂房了。”张燕耸耸肩。除了几分自留地外，其他土地都由集体统一经营推平建厂获得租金等利润后，年底再给村民发放分红。 　　曾经的好日子 1995年，广东东莞画像摊前邓小平和巩俐的肖像。 　　经济发展对社会的推动力是巨大的，短短几年长安镇的社会结构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用张燕的话来说，这里已经没有真正的农民了。 　　一开始张燕和丈夫还到厂里打工，因为收入比种田高得多。后来，村里的土地出租收入提高，人均分红也越来越高，他们连工厂都不想进了。“进厂工每个月只拿1000多元工资，一年下来还不到分红的零头，有什么必要呢？” 　　在2008年全国千强县的排名里，长安镇位居第三，仅次于同属东莞的虎门镇与江苏昆山市玉山镇。经济发展到达高峰那几年，张燕所在的村子每年人均分红高达10多万元。多年来形成的优越感，使东莞村民们觉得，进工厂和外地工人一起打工是件挺没面子的事情。 　　“村里鼓励我们建出租屋啊，既可以解决外来工的安置问题，又可以增加收入。”早些年，村民家里只要有一块宅基地，就可以自由建房，钱不够的话还可以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用于出租的单体楼之间间隔很小，一栋几层的小楼就能划出三五十个单间和小套间，每间的租金因位置不同，由100～500元人民币不等。 　　张燕一家坐拥三栋物业，每月都能收取两三万元租金。 　　当然，东莞也并不是每个镇乡都有这么高的人均分红。即便同在长安镇，离中心区相对较远的村子经济情况就与乌沙区相差甚远，平均每人每月只有几百元分红，远不够一个家庭的开支。33岁的村民张坚家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但他贷款建了两栋出租屋，每个月有1万多元的租金进账，扣掉还贷的钱，还有几千元进账，足够家庭开支。 　　只要家里有房屋收租，村民就没有工作的意愿。不要说进厂工作或做生意，甚至连亲自经营出租屋也不乐意。绝大部分村民都是把整栋楼包租给到东莞谋生的外地人，再由他们一间间分租出去。 　　“即使要工作，也多半是在村委会、治安联防队谋份闲职，或者进厂当厂长。”张燕的丈夫阿成就在村辖的一家五金厂当厂长。东莞很多村子的村委会都规定，每个企业在当地设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