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报界生态之嬗变[权威资料].docVIP

日本近代报界生态之嬗变 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摘 要]本文以1861～1931年这70年间日本报纸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着重关注了日本政府在办报环境中的影响与作用，从而得出结论：日本报界的生存环境与日本政治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政治状况左右。 　　[关键词]日本报纸；报界生态；两面政策；言论统治 　　明治时期，日本近代报纸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的政治沉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报纸在政治斗争的作用得到社会的承认，政府也对报纸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日本报界从其产生之日起，日本政府就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统制需要，对其采取了或控制或利用的两面政策。日本报界的生存环境与日本政治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政治状况左右。 　　一、“明治维新”时期宽松的办报环境 　　从日本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除了“文明开化”政策的刺激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报纸发行环境甚为宽松，只要具备一定的人、财、物等条件，“并不需得到官方许可就能随便发行报纸”（1）。 　　维新动乱时期名噪一时的报人福地源一郎于1866年随幕使出访英法时，为英国记者敢于直言不讳的勇气所折服，回国后便决心创办报纸，“以痛论时事”（2）。1868年福地源一郎创办《江湖新闻》，并在该报上多次发表支持幕府的文章，痛陈新政府的弊端。他认为新政府的大权并没有回归天皇，而是落在了萨摩和长州两藩手中，明治政府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新幕府而已，从而言辞激烈地抨击了明治新政府。 　　当时堪与《江湖新闻》齐名的当推荷兰裔美国人王尔德（Eugene M.Van Reed）于1868年创办的《横滨新报藻盐草（3）》。上野战争时期，面对国势衰微、四民凋敝、国体混乱的日本国内状况，王尔德通过《横滨新报藻盐草》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并对明治政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夫国必有一政府，其威力内足以服国民，外可以御敌辱，故国内万民应奉戴一政府”（4）。王尔德的上述主张在当时的舆论界可谓先知卓见，被认为是“日本报纸进行政论的开端”（5）。 　　面对上述情况，新成立的明治政府于1868年4月28日发布布告，称“新著并翻刻书类在获得官许后方可刊行”（6），但却未明确指定审查机关，再加上当时新政府羽翼未丰，势力还很薄弱，因此此举并未对当时的报纸产生太大的影响。 　　然而明治新政府进驻江户后，立刻取缔了所有“佐幕派”报纸，并以“国事犯”的罪名逮捕了福地源一郎，处以20余日的监禁，《江湖新闻》底版被没收，并被勒令停止发行。市政裁判所于6月5日发布布告，宣称“今后未获官许的报纸一律取缔。应将所有木版上缴，十日之内不得存留。若有藏匿者，即为邪门外道之事。”（7）接着又于6月8日公布了“太政官布告第451号”，明确规定报纸必须得到官方许可方能刊发，否则给予没收处分。 　　随后明治新政府于1869年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新闻法”――“报纸印行条例”，规定报纸只要对当时的政治和法律不妄加评论，即可获准出版发行。此举不但消除了报纸对政府的批判，导致了“佐幕派”报纸迅速走向溃灭，而且使得政府更加巧妙地控制了当时的舆论。 　　二、“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报业的统制政策 　　1870年代后明治政府内部出现分歧，报纸也卷入其中，成为政论交锋的舞台，批判政府的文字时常在报纸的“社说”与“投书栏”中出现，让政府中的那些藩阀巨头们坐立不安。由此明治新政府开始转变态度，逐渐放弃了此前所推行的宽松的言论政策，加强了对报纸的控制，甚至施以重典。 　　1873年10月9日，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印行条例”，增加了许多限制报纸出版发行的条款，收紧了对报纸的控制，不再对报纸进行无限制的支持，但并未对违反处罚作出明确规定，对言论自由仍然留有一定余地。 　　1875年6月28日，政府又对上述“报纸发行条目”进行了改订，发布了新的“报纸条例”。“报纸发行条目”的目的是实现政府对报纸的指导，而“报纸条例”的目的则是对那些刊登批判政府言论的报纸进行取缔，与“报纸发行条目”相比，内容更趋系统、完备，它详细规定了报纸发行人的责任细则，对报纸的发行手续作了种种繁杂、严密的规定，并首次明确了严厉的处罚规定，这使得政府对追究责任人的“过失”有章可循。这表明，政府已经放弃了宽松的言论政策，转而试图以法律来压制言论自由。 　　与新的报纸条例同时公布的还有“谗谤律”。该法令对冒犯、诋毁皇族、官吏以及华族、士族、平民的行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例如“冒犯乘舆者，处以3月以上3年以下监禁、50日元以上1，000日元以下罚金”（8）。 　　通过这两个法案，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始取缔言论自由，日本新闻界进入了所谓的“言论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