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视阈下福州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究.docVIP

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视阈下福州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究 　　摘要：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我们应认识到：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为理论指导，实践中福州在大力推广 “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的基础上，许多社区在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实践路径方面进行了创新，从而不断巩固了党的基层组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启示 　　社区是城市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区党组织建设是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八大强调“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背景下，研究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其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应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中的人民主体性原则是加强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实践中，福州“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的成功，促进了福州许多社区在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实践路径方面进行了创新，从而为街道社区工作机制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中的社会管理思想，是经过长期的潜心研究并由无产阶级实践反复检验而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具有丰富的内涵。 　　（一）政治统治的基础是社会管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是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建立起正确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从而重新恢复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了“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1]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2]恩格斯通过波斯和印度历代政府都要经营或管理河谷灌溉的例子说明了有效的社会管理是政治统治的基础，他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弱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3]“一切政治权利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4]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和《论住宅问题》中，明确肯定了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是国家政治统治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5] 　　（二）社会管理活动的性质由国家本质决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通过公共权力得以实现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而公共权力的性质是由国家本质决定的，所以，社会管理活动的性质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本质。恩格斯指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6]恩格斯进一步分析：“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同时他认为“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7]因此，理解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的辩证关系是把握国家本质的关键。马克思认为：“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8]这就是说，马克思对国家本质的理解是：假借全社会普遍利益的名义来实现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形式，这样，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只能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而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表现，是具体的履行机构，承担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因而，国家的本质是由国家的本质政府的一切活动来体现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本质发生了根本改变，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既有压迫职能，又有建设新社会的职能。政府的社会管理性质也随国家本质的改变而改变。首先，公共权力还原为真正的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权力。马克思主义认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的变革，也使得政治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就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9]其次，社会管理的执行者发生相应变化。表现在：“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就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的勤务员来执行。”[10]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11] 　　（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