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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视角下户籍制度改革 　　【摘 要】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维护政权稳定、促进经济复苏有着积极意义。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二元户籍制度的异变使之成为了引发社会不公的根源。2014年新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有望彻底打破二元社会结构，重构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公平正义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指标，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今后将不再区分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该规定开启了户籍改革新进程，标志着政府治国理政方针的重大转变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化认识。作为我国二元社会结构最显著标志的户籍制度的深层嬗变，将彻底打破困扰中国城乡平衡发展的制度性藩篱，消除国民差别化待遇，使人民得以不受户籍属性的限制，在同一区域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平等的社会福利，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一、二元户籍制度回溯 　　历史研究考证，我国最早的户籍制度大约产生于夏商时期，到秦汉时期初级规模，唐宋之后日益完善，可谓源远流长。而对当代中国影响最为重大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于建国之后。 　　建国初期，在全国仍存在着众多国民党残余敌对势力，他们不断进行着反对中央政府的破坏活动，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侵害了人民利益，更危害国家安全。为了肃清社会上掩藏着的反动分子和其他敌对势力并加强对人口的管理，中央政府废除了国民政府的户口管理办法，重新进行户口清查与登记，确立了新的户籍管理制度。1951年，公安部颁布实施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标志着户口管理制度在城市开始施行；1954年，公安部等多部委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建立农村户口登记制度，我国对农村户口的管理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从1949年到1956年，我国户口管理制度在城市与农村先后建立起来，此时的户口管理制度主要侧重于维护社会治安和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策的制定提供人口依据。人民在1954年宪法的保障下享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面对内忧外患，为了快速恢复国民经济，1953年中央政府制定了优先发展军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促使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长，加之人口自由迁徙的政策，城市人口迅速膨胀起来。但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骤变，国家户籍政策也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1956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丧失了继续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城市无力供应充足的就业岗位；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不足，粮食总产量特别是商品粮产量的增长赶不上城市人口及消费需求的增长，为社会稳定制造了巨大隐患；另一方面，城市的住房、就业、交通、教育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也对新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政府在1953-1957年间先后四次发出指示，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并开始实施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1958年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政府限制农民进城的二元户籍制度开始以立法形式正式确定下来。户籍也逐渐超出狭义户籍制度的基本职能，以户籍身份制度和人口迁徙禁锢制度为核心特征，并同粮食供应、住房保障、教育就业等利益挂钩。 　　二、二元户籍制度是影响社会公平之痼疾 　　不可否认，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巩固政权稳定、维持社会秩序、促进城乡劳动力平衡、推进城市工业化快速发展等方面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不断发展，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并成为了当今中国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国家的阻力。 　　第一、正义的社会制度必须将平等与自由的目的性诉求放在基础性地位，满足了制度的目的性诉求，才能追求制度的工具性价值。从制度设计初衷上看，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产物，体现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和浓重的行政化色彩。这项制度从维护政权稳定，而不是保护公民权益的角度加以设计，人为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二元户籍制度在价值诉求上将秩序与效率的工具性价值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违背社会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城市化进程规律，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将农民禁锢在农村土地中，以牺牲部分公民平等自由的基本人权为代价来满足社会的发展，显然是非正义的，不公正的。 　　第二、公平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平等，不能人为地划分等级，制造不合理的差别。从人类出现社会分工之后，便形成了不同的职业群体，职业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当职业同待遇、权利义务相挂钩时便会产生极强的等级色彩。二元户籍制度发展至今，其功能已远远超出治安管理和人口统计等基本职能，逐渐同政治参与、经济利益分配、社会福利等附属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