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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国家赶超型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转型 　　〔摘要〕良性互动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基础。对先天不足的后发国家赶超型现代化而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直接关系着治理有效性和政权合法性，并为进一步的国家成长提供必要条件和可能机遇。政府主导市场下的东亚经济奇迹打破了西方自由经济传统，成为新国家主义基本理论的有力佐证。从“失败国家”到“找回国家”，政府与市场“嵌入式发展”带来的显著绩效，说明后发国家的赶超型现代化历程，无处不需要一个有效政府的主导作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力推手，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职能角色正逐步实现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为政治发展、社会发育营造了新的成长空间。 　　〔关键词〕后发国家；新国家主义；政府转型；赶超型现代化；国家建构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2-0025-06 　　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引导人类从封闭、落后、贫穷的传统文明走向开放、先进、富裕的现代文明。欧美发达国家中自生自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成为了其他后发国家迈向现代文明的标杆。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迫切的国内需求，使任何有发展指向的后起之秀，在本质上不可避免都被打上了“赶超”的烙印。然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通往现代社会的那条道路依然模糊不清。现在仅有的一条由西方国家走通了的强调自由秩序的路径，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不仅来不及，而且充满不确定性。在现代化历程中，后发国家如何实现“赶超”，国家政府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成为学界普遍长期关心的话题。 　　八、九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三小虎在经济上取得了迅猛发展，引发学术界的热烈关注。与此同时，早期发达工业国家，透过拉美被证明是失败了的治理试验，以及本国自身发展所遭遇的障碍，已经预感到某种危机。由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构建开放市场、鼓励自由贸易，减少政府干预的发展理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新国家主义发展观逐渐受到肯定。尤其对后发国家来说，重新发现并找回国家，几乎已经形成普遍遵循的共识。梳理这些转变，对于理解当下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创新，全面深刻理解、把握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失败国家”：“华盛顿共识”的困境 　　长期以来，英美等早发国家的主流经济学观点始终认为，以价格调节机制为核心的市场能及时回应社会的供需变化，政府以任何形式干预经济，都将打乱原本自生自发的秩序，破坏经济平衡。因此，只有管的少的政府，才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只有管的少的政府，才是现代社会的好政府。而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几乎风靡全世界，对包括拉美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新自由主义带有原教旨色彩的巅峰宣言。 　　新自由主义思想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社会备受追捧。在政治上，他们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否定国家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经济上强调无形之手是实现发展的唯一路径，因而不能受国家干预；他们建议在完全开放的市场中，大规模地实行经济自由化，同时确保经济政策的非政治化。总而言之，任何来自政府的计划不仅不能推动经济发展，反而可能会把整个社会引导到“通往奴役之路”上〔1〕。 　　“华盛顿共识”最早是1989年，威廉姆森在分析拉丁美洲经济改革时提出“小政府、大市场”的总结。1990年，在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组织的关于拉美经济调整研讨会结束时，威廉姆森再提“华盛顿共识”，并具体细化为十大处方：降低通货膨胀、平衡预算；优化政府开支结构；税制改革，扩大税基；资本市场化；建立有竞争、可变动的汇率制度；放松外资管制；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明确和保护私人产权。然而实践证明，“华盛顿共识”不仅没有药到病除，新自由主义的祸患还深埋在西方本土，直到2008年信贷危机席卷全球，影响至今仍在蔓延时，才展现出其破坏性一面。在拉美，尽管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一系列问题也随之产生。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盲目的私有化产生行业垄断，使失业更加严重，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第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第三，本国企业竞争力弱，难以适应开放市场；第四，国家减少公共设施供给，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发展面临困境；第五，不成熟的金融自由化和过早开放资本项目增加了金融风险〔2〕。 　　为什么拉美国家遵循“华盛顿共识”，却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衰变为贫富差距大、社会矛盾多的“失败国家”？实际问题出在“华盛顿共识”固有的困境中。在其刚出炉的时候，所谓“共识”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华盛顿共识”不提政府作用，不涉及人力资本和科技水平的进步，因而忽视了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片面强调市场化是“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