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耕农一个时代“流民”.docVIP

代耕农一个时代“流民” 　　2014年9月24日中午2时许，阳光火辣。一只黄色的猫，叼着一只已经断气的老鼠，施施然从窝棚门口走过。 　　坐在小矮凳上的覃利花马上站起来，拿过一把小手电，打着了，塞在嘴里，操起一根竹竿，迅速走向窝棚内最幽暗的角落。 　　此时，猫儿已经从窝棚后的破洞进来，躲进床底。覃利花蹲下来，左手扒着床沿，右手拿着竹竿，嘴里的手电搜索了一会，照到一双发亮的眼睛。 　　覃利花拿竹竿驱赶：“给我出来！” 　　不是她家的猫，把她的床底当成了家，抓到老鼠，就躲到这个安全的角落里去吃。未吃完的尸骨，在床下腐烂发臭。 　　某种程度上，人也一样，没有去处，在异乡搭起一个窝棚，在别人的土地里寻找食物，然后因为征地，被一次次地驱赶。 　　这些人名叫“代耕农”。 　　曾经，珠江三角洲这片“先富地区”弃农从工，缺少能够确保土地不被丢荒的农民，于是欢迎他们的到来。工业的侵略性扩张，将人口、房屋、产业快速地铺陈，他们的代耕之地，在十几年、几十年之后，被围困成一个个农业孤岛，并最终成为楼房、厂房，他们一次次地丧失立锥之地。 　　青春流逝之后，异乡仍是异乡，而故乡已经破败，留不下，也回不去，沦为时代的难民。 流 浪 　　覃利花1976年出生，广西来宾人，2003年，和丈夫杨大转一起来到广东，租赁土地，种植通心菜，至今已11年。她所在的东莞市石排镇田头村，一共有8户代耕农，都来自广西。 　　在东莞市租种土地的，大部分是广西人。罗大哥与黄大姐夫妇，是广西柳州市人，林大哥一家，广西隆安县人，他们都租种于东莞市桥头镇大洲村。 　　造成他们逃离家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贫穷。覃利花说，在家乡的时候，是种甘蔗，辛苦且不说，还要饿肚子，吃上一顿肉，是一年中很难得的盛事。 　　而逼迫他们离开的直接原因，则是90年代到新世纪初乡村里的暴力计生行为。 　　有3个以上的孩子，是这些广西籍代耕农的共同特点。覃利花夫妇、林大哥的妹妹都有4个，罗大哥夫妇有3个。覃利花第一胎生的是儿子，但还想再要一个，于是接连生了3个女儿；林大哥的妹妹前面3个都是女儿，最后才生下小儿子。 　　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计生工作人员就盯上他们，要抓孩子的母亲去结扎。第三个孩子怀上以后，则是真正的灾难降临。 　　林大哥说，那时抓得厉害呀，早上五六点钟，有时候天还没有亮，就来了。女人必须到亲戚朋友家躲起来，抓不到女人，就要罚款，交不起罚款的，没收家里的东西。 　　牛、猪、鸡、鸭，都被抓走了，连几个鸡蛋，工作人员都要揣衣兜里带走。林大哥的妹妹家里还有五六升米，没要，但也不留给你，被倒进了粪坑。“男人如果反抗，打晕过去的都有。” 　　家里的房子，被拆掉屋顶，无法居住。 　　万般无奈之下，广西乡村的超生者，开始向东边的广东省迁移，成为代耕农。最早一批迁移者，经过艰苦的挣扎之后立住脚跟，在田间搭起了窝棚居住，有了一个“家”，他们就成为了后来者的投靠对象。 　　一批又一批大着肚子的孕妇，和丈夫一起来到了广东乡村。20多年过去，这种梯次迁移已经形成一个谱系，每户代耕农都可以掰着指头数出来，自己是阿甲介绍来的，阿甲又是阿乙介绍来的…… 　　所谓“介绍”，就是因为“走计划生育”前来投靠，不敢回家，先来的亲朋帮忙寻找可以租赁的土地。那时候，珠三角的机器已经轰鸣起来，农田乏人耕种，被集中到集体或者个人手里，统一租出去。孕妇来到新兴的城市，无法进入工厂打工，同时因为对计生人员已经形成的恐惧心理，她们甚至不敢在街上行走，正好，这些等着承租的遗世孤岛般的农田，成为落难者的活路和避风港。 　　即便已经对新环境十分熟悉，代耕农们仍然很少走出农田的边界，这里有他们需要的安全感。 　　珠海市香洲区南洋埔村，居住着30余户130多名从广东阳春市迁来的代耕农。 　　代耕，是代为耕种，有帮忙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洋埔村这些阳春人才是真正的代耕农。与东莞的广西人类似佃户的租赁耕种不一样，南洋埔村的代耕农是免费耕种，而且早在1982年已经来到此地。 　　冼业光是这里的村民代表，他是阳春市春湾镇山中间管理区大坳村人。“大坳”，在广东话里的意思，是一个大山谷，从名称上就可以一窥当地人的生存环境是高山耸立，平地稀少，何况这个大坳还在“山中间”。 　　冼业光回忆，当时每个农民只分到两三分土地，基本没有一户人家可以保证家里人不饿肚子。正因为穷山恶水，人们必须四出谋生，这里走出了相当大数量的北美、东南亚华侨。 　　80年代初，先行一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然而受资源限制，春湾镇的农民们仍然无法填饱肚子。 　　有的地太少，有的地太多。在珠海市香洲区南溪村，每个农民都有十余亩土地，也在深深地发愁。包产到户之后，土地多，工作强度大，非常劳累，而“责任制”不允许丢荒。每亩土地每年都要上交400多斤的公粮，当时亩产稻谷约有七八百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