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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眼中北京(1840―1911) 　　[摘 要]19世纪北京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1840年以后，西方势力对北京的影响逐渐增大，西方的各种势力越来越深入的渗透到北京外交、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北京近代史的发展。传教士伴随着“条约”等因素进入北京，作为外国人中最特殊的人群发挥着影响，本文就1840-1911年间传教士撰写的有关北京的著作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传教士；北京；著作 　　19世纪北京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1840年以后，西方势力对北京的影响逐渐增大，西方的各种势力越来越深入的渗透到北京外交、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北京近代史的发展。传教士伴随着“条约”等因素进入北京，作为外国人中最特殊的人群发挥着影响，他们抱着改革中国社会，拯救中国人民“灵魂”的志愿来到中国，他们深入到北京社会的各个??层，与王室贵族、高级官员到贫苦市民、普通农民发生联系，一方面，他们公然蔑视中国的文化，视“儒家思想”如粪土，妄图彻底改革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思想；另一方面，他们致力于北京教育、医学的发展，促进了北京西学的发展，最先将东方文明介绍到西方。不可否认的是，传教士在近代北京的教育和医疗事业发展上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推动，但是却很少有皈依的中国教徒（1）。 　　从中国历史上看，基督教从唐朝至明末清初曾三度传入中国。北京同基督教的直接联系发生于16世纪。随着欧洲社会的发展，经济技术空前发展。16世纪80年代，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年）进入中国传教，并历尽千险、排除万难，最终抵达北京，成为在北京传教的“第一人”，开启了北京早期传教之门。 　　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据统计有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亦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例如：《利玛窦中国札记》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 　　18世纪罗马教廷与中国政府之间爆发了的“礼仪之争”，外交冲突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东西文化上巨大差异，罗马教廷无法接受中国祭祖、祭孔的文化传统，最终导致康熙皇帝于1720年颁布了禁教政策，“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康熙以后，历任皇帝均?取坚定的禁教政策，基督教和“邪教”划为一类，成为清朝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 　　19世纪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飞速、对外扩张的同时是大清帝国的腐朽和衰落。在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下，清政府的宗教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严厉禁教到宗教宽容的过程。 　　英国为了争取更多的贸易利益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缔结，五个通商口岸开放，中国传教之门随即被打开。虽然《南京条约》中没有明显涉及传教士的条款，但是传教士作为外国人，理所当然的从条约中获益。对基督教的有限驰禁政策在1844至1850年间持续松动，在法国谈判者的压力之下，清朝政府在1844年12月、1846年2月相继办不了两条敕令：“宣布不迫害忠诚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康熙以后的旧教堂如果没有被挪作他用就予以归还教会使用。”虽然传教士在内地地区传教仍然不合法，但是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传教工作已经没有太大的危险。清政府在西方各国的施压下，于1944年颁布了一则上谕，允许五通商口岸的中国人信教，“将准习教为善之人免罪之外，于滋事为非者，仍治以应得之罪。与外国习教者，应禁擅入内地（4）。”虽然，传教士在内地传教仍不合法，但是清朝政府的“严厉宗教政策”已经松弛。 　　向内地传教的最后限制在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和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签订后正式瓦解，从此确立了清政府的宗教宽容政策。中美《天津条约》条约规定，“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习传者，他人勿得骚扰（5）”。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条则规定，“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应晓示天下利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礼拜堂，且将滥刑者拿下，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天主教者之时所充公天主堂、学堂、至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5）”。清政府的“宽容传教政策”的开始，直至1912年这一政策基本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一方面撰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内容涉及：中国概况和历史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