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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共党际环境演变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发展轨迹 　　[摘 要]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共产党对国民党由敌对关系到合作抗日的酝酿时期，到国共联合建立党际环境联络机制的谈判阶段，再到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党际环境日臻成熟的形成过程。它的发展动向对战时的世界局势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进程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不断加深背景下对国共两党抗日态度、立场和政策的影响及关系展开思考，从国共党际环境演变的角度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国共合作；党际环境；发展轨迹 　　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开始，到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为止，标志着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历时6年零四天，是在国共两党十年内战中日本对华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推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停止内战、求同存异、互相妥协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政治和历史事件。探讨国共党际环境的演变过程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有助于深化和总结国共两党“合则两益、分则两损”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推进当前两岸关系的新发展和第三次国共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创建国共党际环境合作的抗日平台为目标，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共产党营造了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党际合作的抗日环境，经历了从接触酝酿到立场变化再到合作形成的过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起点开始于“九一八事变”后，而华北事变和西安事变对此次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国共两党迫切需要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指导下，先后对红军开展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妄图要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对此，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反对“围剿”和内战、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把国民党蒋介石排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外。 　　随着时局的发展，也迫使蒋介石开始重新考虑对日政策。1935年，日本制造了华北事变，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使得中日矛盾进一步加深。1935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党际环境合作政策才开始出现好转，转变的标志是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合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瓦窑堡会议虽然没有放弃反蒋的口号，但制定了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内的党际环境合作抗日的政策，主动与国民党开展秘密接触和联系，国共两党领导人的直接谈判和对话也在开始酝酿。 　　虽然国共两党开始接触谈判，谋求党际环境合作抗日，但历程十分艰难，也没有实质性进展。“两广事件”后，蒋介石又调兵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内战的阴云再次笼罩中国大地。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十年内战，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1]，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二、以建立国共党际环境合作的联络机制为任务，实现了从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到国共两党领导人直接谈判的转变，促进了国共党际合作抗日环境的形成 　　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和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收编”红军的方针，从1935年11月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1935年底，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通过苏联方面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有过接触。同时宋子文和宋庆龄商议打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们决定请董健吾去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从1935年秋开始到1936年冬，国共两党先后完成了潘汉年与陈立夫、董健吾与宋子文、周小舟与曾养甫、张子华与曾养甫等[2]多次秘密接触，建立了以国共党际环境合作为主的抗日工作联络机制。尽管这些接触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但却互相传递了国共两党领导人合作抗日要求和条件的意图，为国共两党的谈判对话作了许多联络工作和过渡准备。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从秘密接触到领导人直接谈判转变的重要标志，它直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从西安事变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