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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黔东南州增加农民收问题思考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千方百计拓宽农民收入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的重大任务。“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收入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无数事实证明：农民收入的增加，是党的农村政策能够顺利执行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收入预期是农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依据。在微观上，农民只有在收入增加的前提下才能扩大供给，农民收入预期不好，政府的安全供给目标也难以实现。近年来，黔东南州围绕农民增收，出台优惠政策、壮大菜畜主导产业、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1728元增加到20lO年的3164元，年均增长7.5％，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黔东南州是欠发达、欠开发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结合我州农民实际情况，作了认真的分析，形成了以下认识。 　　 　　一、黔东南州农民增收不快的原因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东邻湖南，南接广西，与本省黔南、铜仁毗邻。全州辖16个县(市)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有90个镇，116个乡(其中17个民族乡)，有苗、侗、汉、布依、水、瑶、壮、土家等3 3个民族，我州402万常住人口中，有299万生活在农村，仍有贫困人口85.55万，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三农”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般地，农民收入可分总收入和纯收入。总收入是指农民家庭所有收入的总和；纯收入是指农民在一定时期的生产经营效益大小，即扣除投入成本后的纯利润，主要由四大部分构成：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政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我州农业发展水平低，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尚未建立，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仍然较低，而农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有限，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制约各种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有限，农民就业增收渠道难以拓宽。总体上来看，农民增收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制约增收持续增长的障碍还没有消除，确保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难度很大。 　　 　　(一)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缓慢 　　从2000年-2005年，全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991元增加到7707元，年均增长8.7％，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285元坟虽到1728元，年均增长为4.4％，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当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的2倍。虽然2005年到2010年年均纯收入增长7，5％，农民人均纯收入中非农收入份额增加，来自农业的收入不到一半。农业持续多年不能给经营者带来收益，就不会有人再对农业进行投资，可能造成中长期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把它看成是一个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对农民增收的政策支持力度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英国经济学家简莫利特在分析了世界上884-国家的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人均收入每增加1％，农产品总值中再投入农业的比例应增长0.25％，农业才能稳定发展。 　　 　　(二)地方财政收入低，财力单薄。即使每年中央、省级也有一定的支农项目和资金投入，但全州农村贫困面大，农业基础脆弱，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的危害，保住重点就顾及不了面上，如顾及了面上也突出不了重点，这种投入的不足，也是造成农民不能增收的原因之一。 　　 　　(三)农民的总体素质偏低。主要表现在文化素质的偏低和观念的守旧落后，缺乏创新精神。从文化素质来看，绝大部分为初中以下的文化。从黔东南州来说，目前16县(市)已“两基”合格，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基本实现，但为了达到“两基”的目标，有关县乡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上负债过重，这里也就不排除有的地方将负债转加给农民身上，增加农民的负担。近年来全州农村子女读大学，读完大学得到就业安置的相应减少，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外出打工、挣钱，也就不足为怪了。思想僵化，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结构调整上，思路狭窄，不敢主动出击，存在等靠思想和过份依赖政府心理，瞻前顾后，怕担风险，不敢大胆地调整产品结构，不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 　　 　　(四)城乡差距加大。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农村投资增长慢，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快。城市居民的收入与农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全州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8：1，2005年为4.4：1，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的各种各样的隐l生福利及住房、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优惠。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收入中的不可比因素，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要大。 　　 　　(五)城市化建设严重滞后。所谓城市化，是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