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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得利制度历史生成及立法模式研究 　　摘 要 不当得利制度在整个民法中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脉承于罗马法中的财产返还制度，在近代，在自然法学派的兴起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格老秀斯学说的影响下，不当得利制度有了自己独特的发展，促进了不当得利制度在大陆法系中的发展。分析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生成与立法模式有助于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对不当得利制度的法律构建和完善。 　　关键词 不当得利 历史生成 立法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1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沿革 　　1.1不当得利的源泉―罗马法时期 　　早在古希腊时期，通过牺牲他人的利益而致富，已经被认定为有违公平与正义的行为。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指责仅局限于道德层面的指责，而并没有进入法律规制范围。最早将这种行为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的是公元前450年制定的《十二铜表法》。该法第7表第10条规定，果实落在邻人的土地上，果树的所有权人有权将其索回。起初，由于生产力低下，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人们一般只是尊重所有权，信守经过庄严仪式缔结的契约，除此之外，并无正式诉权来保护受损失的一方。到了共和国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关系日益增多和复杂，有些既无合法契约关系，又非因私犯而产生的义务，若不加处理明显违背公平原则。因此，返还诉求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不只局限于收回金钱与特定物，而且可以凭此索回所支出的费用。 　　1.2近代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理论突破 　　自罗马帝国轰然崩塌后，不当得利的发展就一直处于停滞阶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上半叶才得以改观。这一时期，国际法的鼻祖、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将罗马法中各种复杂的财产返还诉权编制成一个简单明了并且是具有概括性质的概念，首次提出统一的不当得利理论基础，使不当得利走上近代制度化的发展轨道。 　　格老秀斯以自然法为指导，在全面研究了罗马法“返还诉权”的基础上提出：“所受之利益若无法律上原因，或本应属于他人，则必须予以返还。”格老秀斯在其著作《荷兰法导论》中作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亲自解答了这一问题。在这本著作中，格老秀斯指出债可起源于“合同”与“不平等”两种情形，而后者又可分为由他人不法行为而生之不平等与所得利益应归属他人而生之不平等两种类型。于后一种类型时，获利或无法律上的原因，或是剥夺了他人的财产收益，因此，得利人付有返还所得利益之债。从以上行文可见，格老秀斯己明确将返还无法律上原因的得利作为一类独立债因，这显然不同于罗马时代的法谚与衡平原则，从而完成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突破，为不当得利向制度化方向发展打下基础。 　　2不当得利的立法模式 　　综观大陆法系国家的各国立法，笔者认为关于不当得利的立法模式主要三种：具体个案模式、抽象概括模式和混合模式。 　　2.1具体个案模式 　　该模式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该法典仅就非债清偿这一具体类型进行了规定。采取该模式的还有《越南民法典》，该法典没有对不当得利进行一般的规定，而是区分无法律根据的占有、使用财产型不当得利和无法律根据地获得财产利益型不当得利而作的具体规定，相较于《法国民法典》而言其抽象性程度更高。 　　2.2抽象概括模式 　　该模式就不当得利设一概括条款，如《匈牙利民法典》。 　　2.3混合模式 　　该模式的共同点在于其不仅对一般的不当得利做了规定，并且对其中的具体类型做了具体的分析，但各国法典的类型化标准并不相同。 　　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该法典一方面对不当得利的构成及法律效果予以抽象概括规定，并依据不当得利事实产生原因的不同为标准，将不当得利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两类，更就无权处分型非给付不当得利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荷兰民法典》，一方面就不当得利做一般性规定，另一方面又对非债清偿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在非债清偿这一部分中依受领人受领时所持的主观心理状态为标准，将不当得利区分为善意受领人和恶意受领人，通过这一区分，明确了受领人的所承担的责任和返还范围。《日本民法典》一方面就不当得利作一般性规定，另一方面就非债清偿和不法原因给付这两种具体的不当得利类型做了规定。 　　3不当得利的立法模式给我国制定民法典的启示 　　就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来看，对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规范是相当匮乏的，在立法上仅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为民法通则）第9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民通意见）第131条两条规定。《民法通则》第 92 条原则性地规定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但总的来讲，我国民事立法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概括，缺乏可操作性。如不当得利制度形式上的编排；我国立法对不当得利的返还客体和返还范围未做区分，没有明确受益人主观心理状态的不同对其返还范围的影响；对返还客体―不当利益―的界定不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