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期雅典智者兴起原因初探.docVIP

古典时期雅典智者兴起原因初探 　　[摘 要]本文从古典时期雅典社会流动性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雅典社会是一个具有相当流动性的社会。社会流动的形式包括向上与向下两种流动方式，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更明显，而这种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是智者兴起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雅典；智者；社会流动 　　古典时期的雅典出现了智者这一群体，最早出现智者的地方是克里特和斯巴达。公元前5世纪前，智者（σοφιστηs）指的是有技能的人，大师、能人、巧匠、哲学家、古希腊的七位哲人。⑴例如：擅长写诗歌的荷马、赫西俄德、西摩尼得；熟悉宗教祭仪的奥菲斯和穆赛乌斯及其派别的人；有体育专长的伊克库斯、希罗狄库；通晓音乐的皮索克勒德，⑵以及古希腊的七贤，七贤包括：普里涅的比亚斯、斯巴达的基隆、林杜斯的克利奥布卢斯、科林斯的佩里安德、米蒂利尼的庇达库斯、雅典的梭伦、米利都的泰勒斯。⑶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元前5世纪后的智者又增添了新的含义指修辞学教师、诡辩家、骗子，⑷如：普罗泰格拉、高尔吉亚、希比阿斯、普罗狄科、安提丰、克里底亚、欧绪德莫、狄奥尼索多洛等。对于智者柏拉图在其著作中有过一些描述： 　　苏格拉底说：“智者真是一名批发或零售灵魂粮食的商人吗？我觉得智者就是这样的人。”⑸ 　　《智者》中描述了智者： 　　第一、他被发现为猎取富家公子酬金的猎人 　　第二、他是经营与灵魂相关的各种学问的某种商人。 　　第三、他还表现为这些学问的零售者。 　　第四、他是各种学问的自营者。 　　第五、他也是在言论方面进行争斗的某种运动员，凭借辩论技艺与其他争斗术区别开来。 　　第六、他是净化者，净化灵魂中阻碍学问的臆见。⑹ 　　第七、不仅智者自己精通于争论，而且能使其他人也如他们那样做到这点。⑺ 　　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回忆录》中进一步证明说，“人们把一些为金钱而出卖他们的智慧的人称作诡辩者，这也仿佛就是在说，智慧的出卖者”⑻ 　　智者出现在这一时期绝非偶然，这一群体的出现与当时雅典社会所具有的相当大的流动性有着紧密的关系。雅典社会的流动性是智者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流动也称为：“社会位移”，指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中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另一个社会位置的移动。社会流动既表现为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动，也表现为个人社会角色的转换，实质上是个人社会关系的改变。⑼ 　　智者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的兴起与雅典社会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典时期雅典城邦的社会具有相当大的流动性，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与雅典社会的政治体制是分不开的。在梭伦实施的政策中可以清楚的了解，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早在梭伦时期就已经初见端倪。 　　1、禁止借贷以人身为担保，使得平民获得了自由。 　　2、依据财产把人们划入四个阶层，四个阶层分为500斗级、300斗级、200斗级以及雇工阶层，前三个阶层享有担任官职的权利，各种官职按各阶层财产的多寡进行分派，雇工阶层仅仅得到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和陪审法庭的权利。 　　3、组建400人的议事会⑽等等。 　　可以看出梭伦时期不再以门第出身为依据，而是以财产来衡量。门第与出身不再是获得官职的参照，而是以财富来划分。财富不是一层不变的，财富充满了变数。个人通过努力奋斗完全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从而改变所处的社会阶层，向社会上层流动，而伴随着社会流动而来的则是官职的拥有和改变。财产每累积至一个层次，社会阶层就发生一次改变，相对应的就是相匹配的官职。同样的道理，当个人的财产减少时，其社会阶层也会随之下降，同时官职也会改变，当下降至雇工阶层时就失去担当官职的权利。财富模糊了出身，财富带来了社会地位的变化。个人的才能有了伸展的良好空间，只要个人能够努力奋斗就能改变社会地位。 　　到了伯利克里时期，雅典进入全盛时代，这种社会流动频繁则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伯利克里时期的政策规定：除执政官之外，各级官职向所有雅典公民开放，执政官的候选资格一再放宽，所有官员均已抽签的方式产生。 　　没有了财产限制，社会阶层的流通渠道几乎完全打开。任何雅典公民都具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与财富无关，更与出身毫无瓜葛。仅与其公民身份有关。如果说梭伦时期，财富是公民担任官职的前提，是社会阶层流动的推动力，那么到了伯利克里时期，担任公职则成为公民应有的责任，无关财富。无论穷富都能通过抽签担任官职，一个人担任公职完全取决于其才能，更是加大社会流动性。 　　诚如伯利克里所说：“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⑾ 　　几乎所有的公职人员都由抽签选出，并且定期更换。而官员可能一夜之间成为普通民众甚至被流放。任何公民不会因出身担任公职，更不会因出身门第长期占有公职。公职具有很明显的流动性。城邦给予公民参政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公民可以在工作中无所作为或胡作非为。事实上，当公民担任职位的同时肩膀上也多了一份责任，怎样让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