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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语文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摘要：周有光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语文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探索：汉语拼音方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有利于汉语、汉文化走向世界；汉字改革的理论与探索，首创了现代汉字学学科；中文信息处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有利于中文信息化和语文现代化。周有光为中国语文现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周有光语文现代化周有光先生现已109岁高龄。他本是经济学教授，1955年被派往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因为要服从分配，就此改行。20世纪20年代初期，周有光先生业余写过几篇有关语文的文章，提出一些新观点；30年代，周有光业余参加拉丁化运动，写过一些有关改进拉丁化的文章：这就是周有光被派往文改会工作的原因。 　　周有光认为，二次大战后，新独立的一百多个国家，都有语文建设问题，有的需要规定国家共同语，有的需要设计国家通用文字；文明古国也要更新语文。例如日本战后实行语文平民化，印度制定国家共同语和邦用共同语。国外兴起一门新的学问，叫作“语言计划”，这跟中国的“文字改革”名异而实同。“文字改革”包括语言问题，“语言计划”包括文字问题。文字改革或语言计划，又称“语文现代化”。周有光先生对语文现代化作了精确的概述，语文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具体包括：1.语言的共同化；2.文体的口语化；3.文字的简便化；4.注音的字母化；5.中文的电脑化；6.术语的国际化。几十年来，周有光先生一直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征途中苦苦探索和追求，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呕心沥血，主要领导或参与领导了几项重大的语文现代化工作。我们认为，周有光对语文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语拼音方案的理论与实践 　　解放初期，中国政府以扫除文盲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实现文化普及，必须进行文字改革。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三项文字改革的任务：1.简化汉字；2.推广普通话；3.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具体怎么操作呢？文字改革委员会下设两个研究室，第一个是拼音化研究室，周有光担任主任，招牌为“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 　　周有光对汉语拼音方案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摸索，主要工作如下： 　　（一）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改称为“普通话”，将“普通话”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会后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周有光是委员之一。周有光提出了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1.全国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2.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当时这个标准的提出是富有前瞻性的。 　　（二）为字母形式的选择提供理论准备 　　起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称“文改会”）在字母形式的选择上遇到了困难。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不便于国际交流；1928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写太烦琐，难以推广。“文改会”决定研究制订更加适用的汉语拼音方案，为此专门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共有15人。其主要工作都是由周有光负责的研究室承担的，而草案的制定者只有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周有光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周有光做的[2]（P113）。 　　当时的拼音方案委员会详细研究了方案的原则和技术问题，包括：1.字母形式问题。究竟是采用民族形式还是国际形式，在当时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委员会中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支持民族形式。2.语音标准问题。究竟是像老国音那样执行人为标准，还是像新国音那样执行自然标准，普通话如何吸收方言等问题。3.音节拼写法问题。究竟是采取双拼形式，还是采用音素化形式，如何进行字母标调，或者是否标调等。4.字母的具体安排问题。比如声母“基、欺、希”的安排；舌尖前后元音的安排；双字母的减少；新字母的取舍等。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实际的技术问题。 　　（三）提出“三原则”与“三不是” 　　在字母形式选择的问题上，当时争论很激烈，周有光力主采用拉丁字母形式。为了说服拼音方案委员会成员，周有光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将十分复杂的问题用高度精炼的语言表述出来，明确提出了“汉语拼音三原则”：1.拉丁化；2.音素化；3.口语化。即语音是根据规范的口语普通话，音节采用双拼或三拼，用音素（音位）化的四拼，字母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并从反面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不是”：1.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2.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3.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周有光将这些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在香港《语文杂志》和其他刊物上，具有较大影响。 　　正是当年有一批周有光这样力主采用拉丁字母的知识分子的坚持，才有了今天方便使用的汉语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