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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民间外交 　　[摘 要]1936年，因国际国内形式的急剧变化，凡是有一定爱国热情的民间人士或团体有机会考察外国实业时，总不忘宣传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社会各界也纷纷献计献策，国内一时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民间外交”舆论。 　　[关键词]抗日战争；民间外交；南洋 　　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外交的成果是丰富的，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而在1936年，因国际国内形式的急剧变化，凡是有一定爱国热情的民间人士或团体有机会考察外国实业时，总不忘宣传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社会各界也纷纷献计献策，国内一时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民间外交”舆论。1936年的中国商业考察团赴南洋考察就是一次有着较大的社会反响且具有外交意义的中外民间交往活动。 　　一、中国商业考察团赴南洋考察的缘由 　　1936年的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为什么会组织考察团赴南洋考察？究其原因，还要从1936年的中国与东南亚及日本的关系说起。 　　众所周知，日本一直是近代中国商界极为重视的国家之一，中国与日本每年的贸易成交量都很大。然而，随着日本法西斯的兴起，日本帝国主义从30年代初逐渐向中国展开侵略，一步步蚕食中国的领土。1936年，日本据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签订的《辛丑条约》，派兵驻守华北。此外，日本还在华北大举走私。1936年3月28日，冀东伪政权在日方指使下又在秦皇岛私设关卡，凡由东北进口的货物一律向该卡纳税，不再向天津海关纳税，大大便利了日货经东北向中国市场倾销。国内随之爆发了全民族的“抵制日货、支持国货”运动，中日贸易往来也趋于停滞，大规模的全民抗战一触即发。对此，中国商界必须另谋一国外大市场，实现国货的外销，以稳定国内经济。而东南亚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自近代以来，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华侨人口呈现逐渐增长的势头，到20世纪30年代末，东南亚的华侨人口已经达650余万人，约占当时全球华侨人口总数的80%左右。”[1]他们长期以来保留着使用和消费中国货物的传统与习惯，所以，东南亚各国和地区是当时中国国货的一个巨大而有潜力的出口市场。而这一时期东南亚华侨的反日爱国行动，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往来的发展。 　　因此，中国商界迫切需要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实地考察，以“从事提携，沟通内外之意见，联络彼此之感情，”“此本会南洋商业考察团之所起也。”[2] 　　二、中国商业考察团赴南洋考察的进程 　　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决定组织成立南洋商业考察团后，即着手进行南洋考察团的组织工作。经过了五个多月的筹备后，南洋商业考察团于7月16日乘荷兰船芝尼加拉号出发，开启了南洋考察之旅。 　　1936年7月23日上午，中国南洋考察团一行抵达菲律宾的马尼刺。“驻菲领事、商会主席李清泉、驻菲党部史国栓、吴记球及各商会桂华山、许志超、薛芬士、林尚寿及各报记者百余人，鹄立码头，船方靠岸，即登轮表示热烈欢迎之意。”[3]下午三时，团长高士恒，副团长胡士澄，秘书长杨崇阜，由桂华山领导，分别拜访驻菲总领事，商会主席及党部党支部。各领袖殷勤招待，并询问国内情形。南洋商业考察团随即发表共同宣言，简单明确的向菲律宾政府与民众说明了这次考察的目的，表达了想通过这次民间往来增进彼此友谊的愿望。8月24日，中国南洋商业考察团来到吧城。吧城是爪哇的首都，是荷印政府所在地，也是东印度贸易的中心。一般而言，外国人来吧城，入境手续十分苛刻复杂，而此次中国南洋商业考察团，虽然不是政府派遣的，但是荷印总督特别指示，“凡入境手续，均特别优待”。南洋考察团深知，“荷印政府关于外贸进口，有严格限制条件，国货欲在当地推销，非有相当努力，虽能如愿，故于观察调整之外，兼作国民外交之调旋。”[4]9月5日，团长高士恒和我国宋总领事前往荷印政府经济部，与商业司司长朴克、商约司司长史干序尔就两国经贸问题展开非正式讨论。高士恒指出：“此次考察团虽承荷印政府之优渥待遇，而因限制问题，未准接受订单，故请对于某某数种货物颁给许可证。”[5]对此，荷印政府代表回应说：“在可能范围内，当努力实现”。最后，高士恒还恳请荷印商会公平调解侨商所遇到的商业纠葛。9月，荷印政府宣布取消对土布进口的限制。 　　接下来，南洋商业考察团先后访问了万隆、巴达维亚、新加坡、吉隆坡、怡宝、槟城。10月15日，南洋商业考察团抵达暹罗。在此之前，中暹之间实现了无线通信，中国银行也在暹罗设立了分行，中暹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南洋考察团安顿后，即在暹罗举行中国国货展览会，展览会的开幕典礼请暹罗经济部长担任嘉宾。在参观时间内，人如潮涌，推挤不开，“故聘十二位童子军，担任会场纠察，尚难维持秩序，因侨胞对于国货之热烈，均以先睹为快，侨胞对国内情形，深欲知悉。”[6]在这种高涨情绪的影响下，团长高士恒在各地公开演讲五十余次，介绍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