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日战争”对美以关系发展影响.docVIP

论“六日战争”对美以关系发展影响 　　[摘 要]美以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关系，但也经历了平淡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六日战争”不仅是美以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且反作用于美以关系并夯实了其关系的基础。然而美以关系的基础不断随着时间而变化，其固有的缺陷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双方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六日战争”；美以关系；国家利益 　　美以间的国家关系有着坚实的“硬”基础和“软”基础，“二者如同两座牢固的桥墩，确保了美以‘特殊关系’之桥畅通无阻。”⑴“硬”基础，是出于国家大小、实力强弱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考虑及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软”基础主要表现为能让两国或者是民族间产生共鸣的情感、思想和文化载体与环境，其包含很多方面，例如：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美以关系中一个特殊的“软”基础就是美国犹太人。“六日战争”是美以特殊关系确立后面对的第一场战争。本文从“六日战争”与美以关系发展的角度出发，揭示两者间的互动影响，用事实说明美以关系的发展水平，并提出影响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 　　一、“硬”基础和“软”基础：美以关系发展的“双驱动” 　　从1948年到1956年，美以关系的“硬”基础表现为一种极端的不对等性。以色列建国初期，对美国而言没有任何的价值，甚至是“负资产”：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在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上都无法满足美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不仅逼迫美国对以色列施以军事援助，而且还恶化了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从而对美国中东利益造成影响。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明确表示过，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稳定和可靠的盟友，但美国不谋求与以色列结成正式的军事联盟。在阿以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站在“中立”的角度上，既拒绝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又要求以色列在内格夫领土、巴勒斯坦难民和约旦河水分配等被以色列认为与其生存和安全息息相关的问题上妥协。1956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严令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致使美以关系跌落到历史最低点。 　　此时作为“软”基础的美国犹太人在维系美以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美国犹太人的捐赠是以色列重要的资金来源。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外长梅厄夫人飞往美国求援。美国犹太人让她在回到以色列时，共带回了7000多万美元。从1948年开始近20年时间里，“犹太人呼吁联合会”作为为以色列筹款的犹太慈善组织收到的捐款达到10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以色列面临的财政危机。美国犹太社团及其组织是沟通美国与以色列的重要桥梁。犹太人院外集团积极影响政府决策，认为：在一个政治不稳定但又至关重要的地区建立一块民族的亲西方的飞地，将保护今后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⑵在50年代中期，一批致力于维护与加强美以特殊关系和以色列安全的组织开始大量出现，如“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主要美国犹太人组织主席会议”等等，前者主要是针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后者主要是对美国总统施加压力。⑶ 　　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中东局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许多不利于美国的因素。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军事表现也让美国开始重新考虑其冷战价值，成为美国维护地区安全的一分子，从此拉开了美以特殊关系的序幕。肯尼迪总统第一个承认了美国与以色列存在着特殊关系，并加大了对以色列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⑷以色列遵从肯尼迪政府在阿以问题上“平衡政策”，凭借美国的援助，在国家安全上追求军事力量绝对优于阿拉伯世界的目标。约翰逊总统继承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在对以政策上比肯尼迪走得更远，美以关系更趋成熟。美国同意向以色列出售M48坦克与天鹰飞机，并开始成为对以色列军备主要出口国。 　　肯尼迪当选总统得益于犹太人偏爱民主党的传统。美国犹太人对新总统的以色列政策是充满期待的，为此肯尼迪获得了80%的犹太人选票。肯尼迪内阁出现了多名犹太裔和亲以高官。约翰逊总统更是与犹太裔和亲以高官保持密切关系，如：联邦最高法院的埃博?福塔斯，美驻联合国大使沃尔特?戈登堡，担任美国国家政治事务次长和国家安全顾问的罗斯托兄弟。犹太社团组织还通过国会向政府施压，致使约翰逊政府多次在对以军备问题上妥协。⑸在“六日战争”之前，犹太社团组织游说国会，帮助以色列度过危机，支持以色列的出兵计划，阻止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 　　随着“硬”基础和“软”基础得到夯实，美以“同盟”在与苏联和激进阿拉伯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更让以色列显得“底气十足”，立场日趋强硬。1967年5月，埃以边界局势骤然紧张。由于多方国际斡旋无果，在美国的默许下，6月5日以色列率先对埃及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六日战争”爆发。因此，“六日战争”是美以关系发展与全球――地区冷战竞争发展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二、“六日战争”增强了美以特殊关系的牢固性 　　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减轻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恶化趋势，美国宣布对中东国家实施武器禁运，以示“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