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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土地买卖多样化及其所反映关系 　　摘要：宋代土地买卖异常频繁且形式多样，除了传统的直接买卖之外，由借贷抵押所引起的土地所有权转移亦可看作是一种间接的土地买卖。在这些多样化的买卖中，佃权转移时常发生，从而出现了“永佃权”及 “二地主”，表明了经济关系在土地流转中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化。与频繁且多样化的宋代土地买卖相适应，国家也出现了从土地配置到“司券”之职能的转变。 　　关键词：宋代；土地买卖多样化；乡村经济关系；国家职能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083-05 　　一 　　宋代土地买卖是多年来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前辈学者对此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宋代土地买卖形式多种多样，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除了常规的直接买卖之外，由借贷抵押而引起的土地所有权转移也可认为是一种间接的土地买卖。 　　民间借贷与土地买卖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间借贷对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宋人的文集中就有关于借贷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论述，如《袁氏世范》中有：“盖人之卖产，或以缺食，或以负债，或以疾病、死亡、婚姻、争讼。已有百千之费，则鬻百千之产。”[1]可见借贷关系已经成为推动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土地所有人主动买卖土地外，也有债主通过债负夺取或抢占借贷人的土地的情况。如陈襄有诗云：“邑豪有以债负凭折细民田土者，迹验分明，予治而归之。”[2]无论是主动或被动买卖，均可说明借贷已经成为推动土地所有权流转的重要方式之一。 　　1.由典卖引起所有权转移 　　典卖名义上是一种有保留的买卖关系，是一种可以赎回的土地交易，但从本质来说，应是一种借贷关系。其特征为土地转移到买主手中，由买主控制使用，其收益归买主所有，在约定的时间期限内，卖主可以缴纳原买价赎回原物。戴建国先生认为：典卖是“土地所有者将土地占有使用权出典给他人，承典主支付典价，在约定的期限内，占有出典人的土地加以使用和收益，而不必支付租金；在约定的使用期满后，出典主以原典价赎回土地，而不必支付利息”[3]。到期之后，出典人因为资金等各种原因也可以选择不赎回土地，土地所有权就会发生转移。土地所有权在宋代被称作“田根”，而已典就卖者，称“并根”。如《明公书判清明集》卷6《伪批诬赖》案，吴五三父亲于嘉泰二年（1202年）先典田与陈税院父，此后吴五三“将上项田根于嘉定八年并卖于陈税院之父”。[4]（P181）从中可以看出，吴氏先将土地使用权以出典方式转与陈税院之父，继而再将土地所有权卖与陈税院之父，由借贷开始，最终完成了土地所有权的最终转移。对承典人的利益，也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如“在法，诸典卖田产，年限已满，业主务于限前收赎，而典主故作迁延占据者，杖一百”。[5]（P317） 　　2.由倚当引起所有权转移 　　倚当是一种以土地为抵押的借贷。郭东旭先生认为：倚当“出押人需向抵押权人交付抵押物，抵押人对抵押物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6]（P493）。倚当制度前后变化比较大，起初规定过业但是不割税，但后来因为由此带来的产权的不明晰所造成的税收流失，因此改为“随业割税”。如：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闰十二月之规定，“诏：民以田宅物业倚当与人，多不割税，致多争讼起，今后应已收过及见倚当，并须随业割税”。[7]（P5901）从此诏书可以看出，倚当中“随业”指的是倚当的田宅必须由原来的主人转移到承当人手中，“随业割税”则意味着田宅的赋税由新主人承担。但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至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倚当过程中“随业割税”的方针执行得并不到位，因此在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倚当被视为非法，如天圣六年，河北转运使杨峤言：“自今后更不得准前因举取倚质桑土，贵抑兼并，永绝词讼。”[8]（P4813）可以看出，倚当被视为非法，目的在于保护小农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防止过分兼并土地的行为，保护政府税收的来源。从中也可以看出，倚当这种借贷行为往往会导致土地所有权发生转移。 　　3.由抵当引起所有权转移 　　抵当也是一种借贷关系，即借贷者将自己的田宅的所有权凭证交到放贷者手中做抵押，自己仍然保留着田宅的所有权，在约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赎回田宅所有权凭证，如果不能偿还，田宅的所有权可能会被转移到放贷者手中。“抵当”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如《唐大诏令集》记载：“自今日以前，应百姓举欠人债，如无物产抵当，及身无职任薪俸，所住州县及诸军司须宽行期限，切不得禁锢校料，令其失业。”[9]至北宋，“抵当”还包括了私人在买扑官府坊场、酒务等产业经营，必须以家产作为买扑的保证。同时，在官营借贷中，以借贷人的家产即田宅等不动产所有权凭证作为抵押，也成为“抵当”。例如：“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