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权属观念地方性建构.docVIP

宅基地权属观念地方性建构 　　摘要： 农村建设用地的用途管制规定了农民宅基地所有权的集体属性，而在具体的产权实践中，农民对宅基地的产权认知越来越趋向于私有化。宅基地产权的地方性建构意味着对土地产权的讨论必须进行“在地化”的理解，S村宅基地制度的在地化实践以及土地管理权的上收为农民提供了富有弹性的私人化实践空间。同时，基于地方性共识的农民宅基地需求同该制度空间相耦合，共同形塑了农民对宅基地属性的私化认知。 　　关键词：宅基地；私化认知；在地化；地方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01-07 　　引言 　　农民宅基地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重要部分，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变迁，此项有关所有权的法律规定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这一争论源于两大社会背景。一是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要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必须节约合理利用土地，避免农村建设用地对耕地的过度挤压，这涉及到农村建设用地与耕地之间的平衡；二是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紧张，各地纷纷实行以“增减挂钩”政策为名的农村建设用地转换，其内涵是将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与即为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具体实践中采取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的措施，节约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此项政策涉及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平衡。两种土地需求均对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提出了改革要求，如何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及入市成为热烈讨论的议题，有关宅基地权属性质的讨论便是在此议题下展开的。 　　无论是国家主导的土地征收，还是宅基地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转换过程都会产生额外收益，此土地收益的分配结构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产权直接相关。蔡继明等认为在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中，基于土地产权所产生的分配机制的扭曲主要是由于土地产权不清晰所导致的强势利益主体形成了“分利集团”[1]。周其仁称，“成都经验”通过确权、占补平衡和挂钩项目，在征地制度框架内适当扩大政府征地所得对农村和农民的补偿[2]，而确权，不仅要明确界定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而且要明确界定所有农村耕地、山林、建设用地与宅基地的农户使用权和经营权，以及住宅的农户所有权[2]。宅基地的权属性质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宅基地流转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过程必须以一系列产权界定、交易与执行为前提和决定因素。有学者提出要以制度变革来对农村宅基地进行确权[24]，更多观点认为确权的原则是要确定农民的私有地权[57]。若以外部制度供给来改善农村宅基地权属，就必须考虑制度供给与既有的宅基地权属性质与实践逻辑的相容性，从当前农村产权的实践逻辑来看，包括耕地在内的农村土地产权具有社会建构特征[8]，社会关系[9，10]与象征资本[11，12]均使得集体产权具有稳定性、动态性和流变性[13]。社会学角度的产权研究揭示了具有社会建构逻辑的产权特征，是对产权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再思考，能促进我们对产权性质的认识更加多样化、生动化和全面化。 　　对于地权（特别是宅基地权属）的研究需要更重视日常生活中的产权实践样态。而无论是土地产权的村庄实践，还是土地收益分配纠纷中的博弈，在强调政府的引导和准确的角色定位[14]之外，都必然涉及作为重要利益主体――农民对宅基地的权属认知。无论法律对宅基地的产权规定是明晰还是模糊，实际生活中宅基地能否流转、能否买卖除了受房屋价值、距离城镇的距离、非农就业率等诸多因素影响[15]之外，而农民的产权认知则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彭长生基于安徽省6 县1 413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认为宅基地所有权、处置权和抵押权方面认知是可以自由处置[16]，当然这与现行法律是相悖的。笔者在皖北S村的个案调查显示，当前农民对于宅基地权属的私有化认同较高，这与彭长生的研究具有一致性。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农民对宅基地的私有化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在村庄地权实践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对S村农民对宅基地属性认知的演变历程进行“在地化”“在地化”的理解是延续着社会学的情境解释模式，根据总体情境（强制性的规范和文化价值在内的客观环境，个体与群体的态度，个体所受到的影响）产生与之相应的反应，在这样一个总体环境中，强调能动的人与外在环境的互动中所具有的主观认知和主观选择，详见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出版社，1997，268271。在本文中则是指研究者在面对农民的宅基地权属观念变化时，应放置总体情境系统中去认识，即概括为“在地化”的理解，主要是依据农民乡村生活经验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在持续变迁的互动中所渗透的认知模式及其行动逻辑；另一方面，国家的地权制度和相关政策在地方实施中，会生发出与国家建构相伴生的地方性建构系统，侧重于展现农民对嵌入社会机理的地方性知识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