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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原由、取向与路径选择 　　摘 要：财税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我国当前财税体制存在严重的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公、收入划分失衡、财政转移支付不合理等问题，亟需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应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健全税收制度、调节事权与支出责任制度为战略突破口，全面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关键词：财税体制改革；土地财政；全口径预算；两型税；“政府间财政关系法”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9-0017-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预算绩效专项指标体系研究”（12AZD09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工具创新的绩效预算研究”（7084001）。 　　作者简介：张淑翠（1978-），女，山东莱阳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后，研究方向：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许正中（1967-），男，河南焦作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政策。 　　财政既要管好“国家钱袋子”和“人民钱袋子”两个钱袋子，又要熨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摩擦与矛盾，平衡好各方利益，构建公平与效率融合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我国当前的财税体制已经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因此，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税体制势在必行。 　　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原由 　　财税体制是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有利于增强中央政府调控能力并注意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的匹配，包括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和财政转移支付等要素。[1]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公、收入划分失衡、财政转移支付不合理等问题严重影响着财税体制效能的发挥。 　　1.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公。根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等。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和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然而，分税制运行以来，虽然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有关政策措施，需要地方政府大幅度增加民生支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导致各地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在现行政府间财力分配格局下，随着民生项目和对口援建等刚性支出需求逐年增多，地方财政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2.收入划分失衡。现行税收制度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然而，中央目前财政收入已经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较分税制改革初期比重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地方收入占比相应降低，导致“土地财政”越演越烈，加之“营改增”范围的逐步扩大，作为地方唯一主体税种的营业税将全部转为增值税，这使得地方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3.转移支付不合理。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为弥补地方财力难以承担较重支出责任等问题，引入了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实现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并不在于转移支付资金规模的大小，而在于是否实现了财力与事权的匹配，即转移支付的方式与结构是否合理。然而，我们当前能够发挥调节作用的、具有均等化功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专项转移支付多而杂，同时中央对东部以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大部分还明确了具体用途和使用单位，地方难以统筹安排使用，导致财政资金配置低效。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和路径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税改革与国家治理紧密相连，超越了此前有关财税改革的常规认知，使改革不再受制于条块利益，有助于打破利益固化格局，将财税改革引导到更系统、更深刻、更持久的路径上。[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围绕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等重大任务，着力解决影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同时还要着眼于长远，善于战略谋划，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意味着建立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着眼点。[3] 　　现代财税体制不仅体现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与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制度、金融、地缘等诸多方面休戚相关。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不仅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