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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舆论场中法院立场与策略 　　摘 要：新媒体的勃兴，深刻影响且改变了法院和诉讼参与人的司法策略及行为模式。能够触发公众好奇心、易于感知理解且契合社会基本价值诉求的个案极易经由新媒体的发酵而转化为热点案例，冲击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地位。言论自由优位保护、司法最低限度主义以及司法民主是法院接受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基础，但法院适当规制“低值”言论，保障公平审判与接受舆论监督并不相悖。新媒体舆论场中的法院应改变相对消极和封闭的保守主义立场，主导信息公开和舆论公开，完善司法独立的程序保障机制，构建与时俱进的自我约束机制，努力寻求司法与公共舆论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新媒体;舆论监督;热点案件;信息公开;法院立场;法院策略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2-0102-0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法院的功能厘定与管理创新研究”（2013SJB820015）;2014年度江苏省法学会法学研究课题“刑事审判的新媒体公开机制研究”（SFH2014D13）。 　　作者简介：徐骏（1978-），男，江苏金坛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司法制度;赵岩（1980-），男，北京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宣传办公室助理审判员，研究方向：法制宣传实务。 　　引言 　　司法理应独立，却不能不受制约。制约既来自于权力体系的内在制衡，也来自于权力的终极渊源――人民的外部监督。民众意志往往通过媒体的专业化中介集合为公共舆论，深度影响着法院的立场与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治意识在中国的快速觉醒，放大了公共舆论与司法的紧张关系。尤其是新媒体的勃兴，使诉讼过程中固有的、相对封闭的法院――原告――被告之三维关系，复杂化为不确定的、开放性的六维关系，甚至是十二维关系（如果存在针锋相对的相左舆论）。足够强势的舆论必然会影响诉讼参与人的策略和行为模式，增加博弈的复杂性。新媒体的介入，使原有在法律框架内的博弈行为延伸到虚拟化的公共空间。因此，法院不得不正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交织形成的舆论场对司法的挑战，反思和探索司法理念与模式的革新和重构。中西方虽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司法体制与法治基础，但新媒体舆论场的衍变却出现高度的同质化，法院的司法理念与应对策略因此逐渐趋同。本文拟以中美两国近年来发生的两起典型个案为例，探析法院在新媒体舆论场中应有的立场和策略。 　　一、新媒体舆论场中的热点案件 　　（一）凯西案与李某某案 　　凯西案。2008年12月，美国警方在凯西父母家附近发现凯西2岁女儿凯莉的尸体，死亡时间在6个月以上。凯西作为嫌疑人在接受调查时，因不断编造谎言，引发了公众的质疑，被舆论认定为真凶。但因为缺少直接证据，凯西于2011年7月5日被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郡法院的陪审团宣告无罪。该案是美国近年来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最大的案件，适逢新媒体时代，因此被称为“社交媒体世纪审判”。 　　李某某案。2013年2月19日晚，杨女士向北京海淀警方报警称，自己于2月17日凌晨被以李某某为首的五名男子强奸。9月26日，海淀区法院判决李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11月27日，北京市一中院对李某某等五人强奸上诉一案进行二审宣判，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从关注范围、影响力和持续时间来看，李某某案超越了之前的诸多热点案件，堪称中国新媒体时代第一大案。 　　（二）新媒体在热点案件中的角色 　　新媒体在凯西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早公开提及此案的是凯西母亲2008年7月3日在MySpace上发的一条信息，早于其7月15日向警方报凯莉失踪案。各种纪念凯莉的Facebook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好友，而以“凯西混蛋”和“支持凯西”为主题的Twitter每天都会增加数百粉丝。案件审理中，凯西层出不穷的谎言及在法庭上表现出的冷漠无情彻底激怒了公众，Facebook和Twitter上的怒骂和谴责足以湮没被告。陪审团裁决公布后，在Facebook和Twitter上质疑裁决的评论如洪水般袭来，不少人公开表达“凯西去死”的愿望，而支持裁决的声音极其微弱，二者的比例为64：1。[1]另一方面，检方和法院也借助新媒体公开案件信息。检方专门注册了一个网站，公众可以随时进入浏览控方提交的证据。有些人甚至仔细研读了控方在网站上提交的所有的25000条证据，并把自己的分析结论发表在博客上。控方还收到了大量电邮，不少法学专业人士也参与了讨论。[2]297-298第九巡回法院的官方Twitter（@NinthCircuitFL）则在庭审过程中提供了最为及时和可靠的信息。 　　在李某某案中，新媒体更是掀起了一场舆论狂欢。在李某某被警方抓获的次日，新浪微博实名认证为“香港《南华早报》网站编辑”的@王丰-SCMP对本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