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年人需求报告.docVIP

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 -------------------------------------------------------------------------------- 杨善华 贺常梅 2005年9月27日 15:16 《新华文摘》2004年第10期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32亿，占总人口的10%，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中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从北京市的情况看，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1）老年人口数量大，（2）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快，（3）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进一步延长，（4）城乡的老龄化存在明显差异。这样庞大的老年人口加上在21世纪我们必须面对的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四二一”的家庭人口模式）以及仍在完善之中的社会保障制度，肯定会给中国固有的家庭养老模式带来新的变数。因此，家庭养老能不能持续下去？如果能得以持续则其合理性和现实可能性又在哪里？这就成为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二、以往研究的回顾和研究假设 　　家庭养老，通常认为是指家庭所具有的让老年人（按现有的说法，老年人通常被界定为60岁以上的人口）通过家庭（特别是子孙后代）的赡养（这样的赡养通常包括经济支持或给予物质生活资料，日常生活的照顾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并且通常被认为是由老年人的配偶或子女所提供）安度晚年这样一种功能。对于家庭养老，国外主要是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给出解释，比如权威和协商论（powerandbargainingmodel ）认为老年父母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中获得的支持的程度与其对资源（如家庭财产）的控制有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父母对经济等资源的控制有下降的趋势，其权威因此大为削弱，他们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处可获得的支持也减少。互助论（mutualaidmodel）亦认为，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助与各种非自愿交换，这种互助与交换涉及很多方面，如照看孩子、帮做家务、购买物品以及其他的资源共享等，父母之所以能得到其子女的支持，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正在向家庭成员提供这方面的支持。而合作群体论（corporategroupmodel ）指出，不同的家庭成员间（尤其是代际之间）存在着有效的利益共同性，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犹如合作群体，跨越时间的契约是可以保证得以实施的，在家庭这样的合作群体里，父母向他们的子女投入时间、精力、金钱和情感，是希望当他们年老的时候，能从这种投资中获得他们应有的回报———家庭支持。 　　但是，事实上代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老年人与其家庭中别的成员的关系会因为不同社会中文化与伦理的不同而不同，也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事实上，在东方，家庭养老很大程度上是由反映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伦理”中的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来支持和保障的，儒家强调的“孝道”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国内对家庭养老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城乡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学界对家庭养老也有不小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家庭养老只是适应落后生产方式的一种对老年人的保障制度，社会保险、退休金制度、商业保险等“现代养老体系”才是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养老制度，并进而认为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种观点认为，家庭养老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因为“孝道”是中国文化中规范亲子关系的最根本的价值观，所以建立在“孝道”文化基础上的家庭养老应该继续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它的生命力。他们希望中国保持家庭养老的传统。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的争论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我们往往在研究中将老年人默认为需要他人给予资助或照料，即假定老年群体是个弱势群体，其中的每个成员在进入老年阶段的每时每刻都需要社会帮助，但实际情形可能是，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他们可以不依靠他人的帮助而走完自己的一生。第二是，老年人在需要他人帮助时，就一定会让子女或其他人给予帮助，而这没有考虑到我国传统的代际关系中相互的责任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实际上，在这样的关系中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责任伦理”的机制，使老年人到了需要帮助的时候，出于尽量减轻子代负担的责任感，他们也会通过降低生活标准，减少需求等途径，达到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的目的。 　　当然，真正对家庭养老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则应推费孝通教授在1983年提出的“反馈模式”。他指出，在西方社会，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在中国，子女在赡养自己父母方面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用公式来表示，西方的公式是F1→F2→F3→Fn；中国的公式是F1←→F2←→F3←→Fn（F 代表世代，→代表抚育，←代表赡养）。在西方，甲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