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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称呼语性别差异变迁浅析 　　【摘 要】中国文化从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当道，“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这使得“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成为女性语言和行为道德准则。这在称呼语中的性别差异中有所体现。随着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女性地位逐渐上升，男女地位趋于平等，性别语言的差异也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有所减弱。本文将整理浅析从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到现代社会“女汉子”出现的汉语称呼语性别差异变迁。 　　【关键词】称呼语 性别差异 差异变迁 　　一、引言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语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社会的变迁。Robin Lakoff的《语言与妇女地位》（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1975） 一书在语言学界对于语言与性别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和重大突破。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男女性别的语言差异体现也颇有不同。 　　目前国内对于汉语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汉语的性别歧视；二是汉语表达的性别差异；三是产生汉语性别歧视和汉语表达性别差异的原因。（陈丛耘，2008）。比如陈原的《语言与社会生活》，是国内最早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性别语言的。孙汝建的《性别与语言》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全面研究语言和性别关系的专著。许多专著、教材都辟出专门的章节，涉及到汉语和性别问题。本文将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历时性探讨汉语称呼语的语言性别的变迁。 　　二、封建社会的称呼语性别差异 　　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当道，“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这使得“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成为禁锢女性思想、语言与行为的道德束缚。“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中提出“夫为妻纲”，即夫为主，妻为从的主次关系。“三从四德”作为封建社会妇女的最高行为准则，处处限制着女子的行为与语言。 　　长久以来，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造成了语言上对女性的歧视。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夫多妻”制，女性婚后往往以夫姓加妻妾身份呼之，如《红楼梦》中的“贾母”、“王夫人”、“赵姨娘”、“薛王氏”便是。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姓名不受重视，男子有姓有名，而女性或有姓无名，以“氏”呼之，如“王氏”、“张氏’，或无姓无名，以排行称之，如“大丫头”、“二丫头”。而且大多女子生来没名，只以“氏”相称；嫁人之后，便有“王氏”“李氏”的称呼，连自己的“姓”都被一并忽略不计了，彻底成为男性的附属品。（陈丛耘，2008） 　　王室中，诸位大臣以“臣”自称，诸位妃嫔即使是皇后也要以“臣妾”自称，以显示皇帝的至上权威。值得注意的是，“臣”字单解：“象形，甲骨文字形，象一只竖立的眼睛形。人在低头时，眼睛即处于竖立的位置，字形正表示了俯首屈从之意。本义：男性奴隶。” “臣”字被赋予了男性特质，妃嫔并非直接称呼自身为“妾”，而需要在称呼前加上带有男性属性的“臣”字，进而表现出女性的附属地位。 　　对于职位来说，女性职位的特殊性总在称呼中体现出来。比如“女皇帝”、“女状元”，而男性“皇帝”、“状元”等职位并不添加“男”一字，说明对于职位来说，女性是作为特殊群体对待的。 　　三、近代至改革开放以来的称呼语性别差异 　　1.对别人的称呼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女性地位不像从前那样低下，但中国社会依然是男性为主导。这在称呼语中依然有所体现。 　　比如，“先生”与“小姐”的称谓在范围上不对等。“先生”属于大社会称谓，即在任何场合对任何男性都可以这样称呼，并且对于一些在政治、文化、学术界有成就、较高地位的女性也可称为“先生”，如“宋庆龄先生”。而“小姐”则属于小社会称谓，只能称呼未婚女子，结婚以后便往往冠以丈夫姓氏称作“某太太”。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姐”一词逐渐被赋予贬义含义，表示“性工作者”，因而在很多场合，女性并不乐意被称呼为“小姐”；而“先生”一词没有太多改变，仍然可以用于多数正式场合。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同志”一词曾被广泛用于称呼，无论男女都可称之为“某某同志”，解决了男女分别称谓的烦恼。然而随着社会开放水平的提高，“同志”一词逐渐被冠以“同性恋”的含义，曾经的男女同志现在都不乐意接受“同志”的称呼了。 　　而现在广为通用的“美女”、“帅哥”一词，在二十一世纪以前还仅限于代表“外貌姣好（英俊）的女子（男子）”，改革开放后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美女”“帅哥”逐渐称为称呼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随着当代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接受高等教育，参与社会事务，许多原本用于男性的形容词越来越多的用于女性身上，如“帅、潇洒、豪爽”等，以展现女性直率果断的行事作风。于是出现了“女强人”、“女博士”等表现出女性的成就与地位的称呼。相反，原本用于女性的形容词如果用于男性身上，会给人一种懦弱无能的感觉，如“柔弱，轻盈”等。当代社会把一些具有女性特征甚至比女性还要阴柔的男性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