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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不懂汉语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 　　摘 要：《中国之欧洲》是汉学家艾田蒲教授一本关于比较文化的著作。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对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历史作了十分精当的描述和独到的研究，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批驳了“欧洲中心论”，有力地论证了中国思想、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书论述了从唐代到18世纪（清代中期）期间中欧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反响，侧重点则放在18世纪。本文选取其中一节，《传教士不懂汉语的某些后果或公然传播的错误》作为重点分析内容，以18世纪法国作家学者为例，探讨了他们之所以对中国发生的、思考的一切都不甚了了的原因，并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当时的欧洲人没有精良的工具评判来自中国的消息，有关中文的语法字典极其稀少且谬误百出。二，而这些教会人士为了向西方人证明上帝对中国人的影响之大，篡改中国原有的思想和道德体系，借此试图将基督教汉化，造成很多谬误。其中虽然偶有建设性解释的存在，但是来自中国的真理很少有机会照亮18世纪的法国。 　　关键词：传教士 中西交流 翻译 曲解 　　一、传教士及欧洲学者对中国经典著作曲解的原因及其影响 　　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东来所引发的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在中国仅仅是在有限的文人或上层官僚贵族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却没有对中国的社会造成强大的冲击。反观欧洲，由传教士译著的介绍中国儒家文学、哲学的书籍却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基督教文化受到冲击，圣经的权威遭到了质疑。众多传教士先后到来，翻译了大批中国典籍，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例如，传教士Matteo Ricci （利玛窦）试图在儒家文化里加入信仰耶稣基督的因素。Michel Ruggieri（罗明坚）首次编撰了中葡词典，并翻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经典《四书》。在《论语》的翻译和诠释中，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是重要的力量，他们诠释《论语》的目的是从该著作中找出基督教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的一致性，极力突出、表现儒家文化的宗教性质。他尽可能地用基督教的观点去诠释、翻译《论语》，尽量寻找儒教与基督教之间所谓的“共同体验”：“向他们展现儒教中存在的关于上帝，关于上帝的慈悲及关于他们自己的真理，从而引导他们趋向更深刻更丰富的基督教有关同样主题的真理。”①但是这种来自于中国的新鲜血液的注入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本文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种谬误产生的原因。 　　二、用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来诠释中国的思想 　　欧洲与中国的语言文词句法相差甚远，而依靠传教士编撰的字典问世晚而且数量稀少，对中国语言的介绍也缺乏详细而严肃的解释说明。在翻译活动中，除了译者本身有意识的曲解之外，另外还受到原作品和翻译实践自身的制约。译者一般都不可能完全获得作者原来想表达的意思。另外，因为读者是通过自己视角来阅读的，而且多数时候会受到自己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对中国典籍翻译而言，欧洲中心主义和文本解释中的相对性问题则成为影响忠实度的两大因素。我反对西方译者在翻译中大量使用西方哲学界的术语，因为这会让人误以为中国典籍只不过是西方思想家已有的表述或成果。 　　作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唯一使者，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为了完成使更多中国人皈依天主教基督教的目的，常常会主观臆断地篡改中国的思想和语言。例如克莱尔克就是这样。他竟杜撰出《由其弟子Sai Ngo 看孔子的物理学》这样的长篇导言， 其目的是劝导一位俄罗斯君王进行现代化。把讨论“仁”、“礼”的孔子与西方兴起的自然科学联系起来，这样扭曲的孔子的形象是毫无理据可言的。 　　更有甚者认为孔子信奉上帝，其弟子也必然信奉上帝，这些人把《shangdi》改成了《Tai Chi》或是《Li》。这两个概念更像是柏拉图哲学中的实体概念。于是孔子的思想被认为是自然法则的分支，也自然成为了唯物主义的先驱。这些理论直接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巨擘，坚决反对天主教教义，提倡用道德来代替宗教。他相信在理性的光辉下，人们可以发现公正的法律，建立稳定的政府，达到平等和谐的社会。他引用了许多耶稣会士的理论来表明中国在大洪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他支持开明君主专制，而耶稣会士为他描绘出的中国的形象为他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但以现代视角来看，伏尔泰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哲学思想投射到中国的伦理道德中去。例如，他在 Catéchisme Chinois （中国教理问答） 中介绍了孔子的“友爱”的思想。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情，并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指令，而是内心激荡着的一种自由的情感。然而，把这种论据放在传统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却格格不入。因为孔子提倡的“友爱”是建立在宗族制的基础上的，这种宗法制是远超其他社会关系的。 　　书中也提及了他对“Kieng-t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