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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张艺谋电影符号化特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英国哲学家和美学家M.C 比尔兹利曾指出：“符号学是当代哲学以及其他许多思想领域的最核心的理论之一。”在这句话中，符号学作为一种思想学科领域的连接纽带，体现出不同领域下人物之间的思想文化与情感交流。因而，艺术领域下，愈来愈多的创作者借助符号学这个载体，进行艺术生产。 　　在诸多电影作品中，影像符号作为电影语言的一个代名词从符号学的意义层面上理解，其实是对影像本身的一种重构与解读，在解读的过程中，利用视觉、听觉等多重机能来对影像本身进行创作。在一切影片中，一切影像（即便是最一般的影像）在初步组合以便充分表意之前已经包含着一定的意义。[1] 　　我们能够借助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来对影像本身进行分析。“能指”在影像中可以理解为声音、画面、色彩等；而“所指”则是指声音、画面、色彩背后所蕴含的另一层意蕴。因此对影像符号的理解，从宏观上它是由不同视听元素所集合在一起的符号系统；微观上则是透过这些符号化的系统来研究影像艺术领域下更深层次的文化。 　　张艺谋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的佼佼者，在他的电影作品中，从人物、题材、画面、色彩、场景等各种不同的角度将电影艺术渲染出一种特有的艺术韵味，从而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影坛，在电影中，张艺谋将符号意义与电影艺术结合得最完美，从题材、人物、画面、场景、色彩、造型、道具、音乐等各方面给予充分展现，而正是这些符号因素的存在，造就了张艺谋影片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色彩符号化 　　色彩作为电影艺术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表现方式，往往通过对人物场景空间的色彩布局和构成、视觉气氛的渲染、画面构图的经营、色彩运动的变化使观众感受某种超出故事情节之外的内容。色彩是情感的象征，它渗透了电影人的主观意念，会使观众产生某种激情，电影作品的色彩是客观基础上的主观应用。 　　电影是通过镜像叙事的艺术，其表现形式的具体性既是叙事的优点，也容易成为叙事的限制和禁锢。在突破这一限制的过程中，色彩的使用常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色彩具备了极强的视觉语言传达的属性。一般来说，人们的视觉对色彩的反映最快、也最直接，而且容易调动受众的激情和共鸣，最大化地加深观众的印象。 　　在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一大特点便是借助画面绚烂的色彩来彰显影片的内涵与张力。 　　张艺谋的电影向来有着鲜明的色彩张力，早在他担任摄像的作品《一个和八个》中，他便大胆地通过“黑、白”两色的强烈对比来产生凝练的“力之美”，在《黄土地》里以温暖沉稳的土黄为主调，与其他色彩的相互交织。之后他导演的作品的色彩或热烈奔放、或清新唯美、或深沉雄浑、或朴实平淡[2]，而这种色彩的张力和视觉效果的冲击，从《红高粱》到《菊豆》，从《大红灯笼高高挂》到《英雄》，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已经演绎到了极致。《红高粱》里大片大片火一般燃烧的“红高粱”，浓艳、张扬、纯粹的红色书写出对爱、对 　　生命的热情礼赞；《菊豆》中的彩色染布，被赋予了浓重的感情色彩；而《英雄》几乎收集了张艺谋最青睐也最擅长的所有颜色，将红、蓝、黄、白、绿、黑诸种颜色发挥到了极致，人物服装的色彩不仅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并兼具区分故事情节的功能。即便是朴实清新风格的《我的父亲母亲》也是通过现实和回忆两条线索，采用黑白和彩色的对比来展现剧情。此前的《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依旧玩着他最爱的色彩语言。2010 年的电影《山楂树之恋》一改过去狂放、粗犷、宏大、泼墨般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清新而唯美，简单而凝练的画面和风格，和《我的父亲母亲》相比，更为简单、自然、素朴、纯净。而最新的《金陵十三钗》里，色彩浓郁的各式旗袍以及教堂绚丽的彩色玻璃和光影更是看得人眼花缭乱。 　　说到张艺谋电影色彩的艺术感染力，就不能不提到一种颜色：红。红色无论是对于张艺谋电影本身或是就我们的民族文化来说，都是一种特别的存在。而张艺谋一系列的“红色电影”，正是在这种对红色、对民族符号的把握中把导演的审美观点和艺术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曾说张艺谋电影的名字叫做“红”，这是因为他对“中国红”的出色运用、调配，让“中国红”有了血肉、有了生命、有了故事、有了灵魂。在他的影片中，红色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符号作为文化的象征，是人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的标志。”从色彩的观点解读，“红”是一种熊熊燃烧的火焰之色，是一种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火红的色彩。红色的穿透力极强，对视觉的影响力最大；红色也有严肃、稳重的一面，个性极强，有挑战意味，要改变它相当不易。 　　而从张艺谋的很多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红色有着娴熟的驾驭能力。红色是其电影的主色调，在他的电影作品中，对红色更是有着刻意的追求。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