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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了解杜拉斯人今天都在这 　　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名字开始为中国人所知时，她已经老了。不仅是作品，这个阅历丰富的法国女人的风流韵事和传奇人生更为人津津乐道。对于国人来说，阿诺和阿德勒创造了新的杜拉斯，为了拍《情人》寻找灵感，喜欢冒险的阿诺在酷热喧嚣的西贡旅居近一年，他跟77岁的杜拉斯争吵又和好如初。阿德勒与杜拉斯交往了十二年，可惜的是当时还没有闺蜜这个词，要不可以写在《杜拉斯传》的腰封上。 　　诞辰百年后，除了法国以外，唯有中国对她投以最多且最深的怀念。最了解杜拉斯的人，今天都在这了。 　　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让-雅克?阿诺和劳尔?阿德勒一起来到“中法文化之春”，作为朋友，他们交流起来滔滔不绝，可最终没离开一个人，那就是诞辰一百周年的法国大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让-雅克?阿诺因为导演电影《情人》被熟知，劳尔?阿德勒则凭传记文学《杜拉斯传》轰动一时。阿诺喜欢压低嗓子，用沙哑的声音学杜拉斯说话；阿德勒更喜欢回忆甜蜜的过往。他们提到的很多事，都与人们想象的不同。阿诺和杜拉斯的合作似乎并不那么愉快。相比之下，阿德勒口中的杜拉斯似乎又是另外一个模样。阿诺不妥协 　　阿德勒第一次见杜拉斯觉得她亲切可人，而阿诺却说她“一方面她是一个魅惑的娇娃，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冷酷的杀手”。他们曾经因为《情人》的改编吵得翻天覆地，大多数时日都闹得不欢而散，直到最后杜拉斯也不曾认可阿诺德改编，也不喜欢这部给她带来极高声望的电影。但是对于自己的电影创作，阿诺从不曾妥协。 　　劳尔?阿德勒：我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杜拉斯的小说，也有不少人自认为对杜拉斯十分了解，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讨论起杜拉斯或者她的某一本小说，有时候只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们在讨论杜拉斯时的那种口吻，实在难以忍受。他们自以为对杜拉斯很了解，说起她的时候就显得相当的狂妄自大，杜拉斯在他们口中好像变成了一种符号。这真的是让我觉得忍无可忍，我觉得有些话是非常虚假的。 　　所以，最开始我对杜拉斯和她的小说都是有抵触情绪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她的《??挡太平洋的堤坝》。百无聊赖的翻看，却忽然之间发现了我对她的兴趣。所以说我和杜拉斯的缘分是非常偶然的，整个发现过程也是完全违心的。在有了第一步之后，我就开始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和她的作品进行交流，再之后我才开始和她一起工作，并且为她写传记。 　　让-雅克?阿诺：我和杜拉斯的交往，就是从《情人》开始的。这是我导演生涯当中的第七部电影，如果文学作品本身就已经在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对一个导演来说挑战就尤其大了，《情人》就是这样。我另外一部电影《玫瑰之名》，也是如此。当时与原著作者昂贝托?埃科之间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这给我的改编和拍摄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在拍摄《情人》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和杜拉斯直接的关系，其实也是非常“杜拉斯式”的，充满了矛盾和纠结。 　　最重要的一点，杜拉斯这个人非常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她是一个魅惑的娇娃，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冷酷的杀手。她时时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又通过知名度来弥补自己的脆弱。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她合作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暴风骤雨一般的，这和你们之间的交往完全不同。虽然这可能给我们彼此都造成了一些伤害，但是我很喜欢。 　　劳尔?阿德勒：的确是，要为杜拉斯作一幅画像真是太复杂了，因为她实际上是个多面性的人。可能和你不一样，我第一次碰到她的时候，就感觉她非常和蔼、非常容易亲近，并且一点儿都不狂妄，完全不像我听到的那个传说的她，和我的那些朋友对她的评论完全不符合。第一次见面她就邀请我走进她的厨房和她一起共享晚餐，而且她关心我的经历和家庭，她对人的故事非常感兴趣。 　　另外一面，在深入了解之后，我发现她每有一本书出版的时候，就会在三四个小时之后给自己熟悉的人打电话，哪怕是在深夜也会毫不犹豫，因为想知道我们的看法。也就是说，如果一本书我们拿到手看了却没有立刻给她打电话，她就会认为这本书很差，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虽然非常有声望、有才华，但是好像总是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以此来感觉自己的存在。 　　再有一个转折点，我认为是《情人》这本小书出版之后，从那时候开始她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公众人物，这件事情对她的改变是巨大的。接下来她变成什么样的人，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让-雅克?阿诺：我们争执的中心一直都是对于《情人》这部电影的掌控权，谁来把握电影的艺术导向。她经常用沙哑的嗓音跟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些画面拍出来。”我就回答她：“不！玛格丽特，我要拍我自己的电影。如果你要拍你的电影，你尽可以找别人去拍，或者你自己拍，反正你也是电影人。”就那样我们争执了好几个月，整个过程的中心就是到底谁说了算。 　　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这样一幕，我实在是吵够了，就站起来把书还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