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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时代中日甲午之战 　　120年前，以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清日之间打了将近9个月的海陆大战，史称甲午中日战争。李鸿章倾注心血的北洋舰队，在总吨位、火炮数量与日方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因户部不同意购买速射炮而导致的火力上的悬殊落差，最终在9月17日一场5个多小时的黄海海战中大败亏轮，影响整个战场至颓靡不可收拾。 　　时下，围绕甲午海战的各种战役、战略或体制分析汗牛充栋，本文试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呈现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和主旨。 清日改革殊途 　　1860年代，在东海两岸，大清国的“同光（同治、光绪）中兴”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先后启动。 　　就大清国而言，从道光年的鸦片战争到咸丰年的英法联军入侵，200多年满族王朝的华丽墙皮一次次被无情剥落，露出帝国早已斑驳朽蚀的墙体。八里桥一役中满蒙铁骑在联军枪林弹雨中虽前仆后继，却有如蜻蜓撼柱，终不免全军溃败的惨景，及随后的火烧圆明园之耻，令朝廷再无法以天朝上国自我麻醉；更何况剪除心腹大患太平天国也急需洋枪洋炮，因此洋务运动成为“复兴梦”所寄。 　　1861年，以恭亲栎上呈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为宣言，洋务运动正式开始。经过30年的建设，清朝小有所成，不仅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工矿企业，军事近代化的首要目标也实现得不错，尤其是拥有了一支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海军，一扫道、咸年积颓之气，呈现出中兴之势。 　　明治维新比之洋务运动，晚了7年。因有大清国闭关自守的教训在前，日本西南四强藩早早展开以强化军力为目标的改革，最终以内战方式推翻幕府，将大权旁落数百年的天皇推到前台，建立了统一的新国家。 　　明治天皇继位后，很快推出纲领性的《五条御誓书》，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口号，即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分别针对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超同期的大清国，成果也异常显著。以最具指标意义的工业生产为例，日本的年增长率在1866～1873年为平均32.2%，在1874～1890年为12.2%，堪称飞速。 　　就变革的起点而言，大清国并不输于日本。美国“黑船叩关”时，日本人视魏源为师；搞维新，伊藤博文奉李鸿章为偶像。事实上，经过牡丹社事件（日本因台湾生番杀害琉球船难者而出兵台湾南部）上的初步较量，一直到1886年长崎事件发生时，日本都不敢说有可能战胜清国。但也就是发生在长崎的这场闹剧，既刺激了日本的危机感，又让日本看到了清朝的腐朽。当时，因喝花酒产生纠纷，奉命“友好访问”的北洋舰队水兵在岸上与日本警民发生两次冲突，最后清军倚仗坚船利炮迫使日本服软。翌年，天皇带头捐内帑，甚至节食，带动起献金支援海军建设的全民运动。日本海军的硬件在六七年后便反超清国海军。 　　洋务运动起步早，但因缺乏整体系统的规划，其成果也不成系统，不过是泥足巨人身上零星的点缀，并不能以点带面，而明治维新却堪称国家体系近代化的范本。以两国战争机器为例，清日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枪炮、战术领域，在情报搜集、后勤支援、卫生医疗、媒体公关等方面也很明显。当日本国内拥有数千公里的近代化铁路时，大清国却在铁轨上奔驰着独创的“铁路马车”；开战前日本即破译了清国驻日公使馆收发的全部密电，清国却一直蒙在鼓里，李鸿章坚信驻日公使汪凤藻的说辞，不相信日本决心开战，致使运兵船“高升号”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海域被日方击沉，甚至在他次年赴日求和时，仍在沿用已泄露的密码本。 　　从政权基础看，日本通过废藩置县、版籍奉还和官制改革，实现从分封体制向中央集权国家的过渡，加上又是准单一民族国家，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空前强化。而清国虽是大一统帝国，但晚清民族矛盾突出，即便是做了2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不被满族统治者充分信任，其所能支配的财力、武力都很有限。日本通过战时大本营体制将整个国家纳入了战争轨道，清国却似乎只有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舰队在战斗。 日本野心何来 　　甲午战争因何而起？不妨看看清日两国当时的宣战书。清廷的宣战诏书称自己出于宗主国保护藩属国的义务，在朝鲜发生内乱时出兵援助，而日本无故派兵进入汉城，且迫令朝鲜改革国政；劝令日本退兵，非但不肯，还继续增兵，为维持均势，清朝也只能增兵，运兵途中遭到日本海军不宣而战。 　　日本的宣战诏书则认为，是日本首先说服朝鲜成为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独立国家，而清朝总是以宗主国身份干涉朝鲜内政。朝鲜发生内乱，日本出兵以防不测，并要求清政府协同，遭拒绝。日本只得劝说朝鲜进行内政改革，以夯实国基，清国却全力阻挠。日方推测清廷阻挠的目的在于让朝鲜永远做附庸，这就意味着日朝之间签署的各种条约就有作废之虞，所以才被迫开战。 　　宣战书都是把自己置于道义制高点上，日方的狡言强辩尤其如此。但可以明确的是，中日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 　　朝鲜，自崇儒的李氏王朝建立起，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