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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金融机构支持“三农”服务几个关系 　　“三农”工作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大局，历来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加快农村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为加强和改善“三农”金融服务提供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但也要看到，“三农”金融服务仍然是我国金融服务中比较薄弱的地带，“三农”金融发展中仍存在不少“两难”问题。笔者认为，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金融服务，必须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问题，努力把“三农”金融服务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商业化经营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这是困扰“三农”金融服务的根本问题。总结分析几十年来的“三农”金融服务情况，笔者认为，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应该坚守两个底线：一个是党和国家要求的社会责任底线。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开展“三农”金融服务，既是自身发展需要，也是履行国有资本意志的必然要求，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最大化这个标准来衡量。比如，对于农业银行这样面向“三农”的大银行，必须把风险偏好建立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另一个是商业化经营要求的保本底线。实践证明，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要始终把商业可持续作为首要前提，在服务到位的同时做到风险和成本可控。不计成本、不讲风险地服务“三农”，会挫伤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也会削弱金融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 　　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过程中，既不能因为坚守商业保本底线不去服务“三农”，也不能因为坚守社会责任底线放弃商业经营原则，必须深入研究思考如何将这两个底线有机地统一起来。 　　坚持以发展带动服务“三农”能力提升。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商业化服务“三农”的新路子，在发展中做好“三农”金融服务，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如农业银行2014年6月末的县域贷款余额达到2.54万亿，比2008年增长206%，年均复合增长率22.55%，比同期全行贷款年均增速高出4.17个百分点。 　　努力寻求商业化经营和践行社会责任的结合点与平衡点。在对外服务上，金融机构要积极运用商业金融的理念、产品、模式和工具支持政策性、公益性的“三农”发展事业。比如，农行向首都平原造林工程提供21.3亿元贷款，促进首都生态环境保护。在考评机制设计上，金融机构在考核基层机构点均、人均业务量和效益时，可探索加入对服务“三农”社会责任相关指标的考量，引导金融机构积极主动地服务“三农”。 　　树立和增强“雪中送炭”的责任感。金融机构不能只做锦上添花的事，更要勇于和善于“雪中送炭”。像在西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区，虽然业务量小、经营成本较高，但当地群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和愿望仍然较强，金融机构应坚持在这些地区设立多种服务网点，以发扬和体现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统筹管理和放权搞活的关系 　　与城市客户相比，“三农”客户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从地域来看，分布散，区域差异大；从资金需求来看，规模小，周期短，季节性要求高，受自然条件影响大；从客户资质来看，财务报表等“硬信息”往往不足，主要依靠人品等“软信息”识别风险状况。“三农”客户这些特征往往难以与一些金融机构过于集约化的经营体制相适应，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妥善处理好统筹管理和放权搞活的关系，切实解决管理链条过长、业务流程繁琐的问题，进一步贴近市场、贴近“三农”，提高“三农”金融服务的效率。 　　厘清各级机构的职能分工。对金融机构而言，在服务“三农”过程中，哪些需要总部统筹管理，哪些需要放权到分支机构？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切实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员工、深入到客户，充分了解“三农”金融业务的实际情况，找准影响服务效率的关键和症结，在此基础上厘清各级机构的管理和经营权限。特别是对于应该由总部统筹管理的事项，要通过优化完善制度、厘清部门职责边界和加强督导落实等方式，分门别类地解决好政策制度不适用、流程不合理、执行力不强等突出问题。 　　积极稳妥地推动适度简政放权。除必须由总部统筹管理的制度和流程外，应该充分相信基层，放权给基层，下沉经营重心，缩短决策链条，充分调动各级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在具体方法上，可以采取“试点-评估-优化-推广”的方式，做到“放而不乱”。 　　要做好管控引导。金融机构总部在适度放权的同时，也不能一放了之、放任自流，而是要发挥整体的资金、网络、专业和管理优势，确保“三农”金融服务稳健发展。为此，在“三农”金融业务具体经营交由分支机构负责的同时，也要切实加强总部的管理、督导，形成服务“三农”的整体合力。 　　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关系 　　能不能科学而艺术地把握好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平衡点，是决定“三农”金融服务成败的关键。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要坚决避免两种倾向，既不能因噎废食，片面强调“三农”业务发展的风险，致使“三农”业务裹足不前，服务不到位；也不能盲目追求“三农”业务发展规模，对其中的风险隐患视而不见，最终背上沉重的包袱。为此，笔者认为应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