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docVIP

　　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它为人们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尤其是在一个新旧体制转轨的国家中，它更有用武之地。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党和政府提出要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我国政府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分析了新制度经济学给我国政府管理中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法治与德治关系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所带来的启示。 　　一、从体制及制度的创新上加大反腐力度，同时不忽视思想教育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有三个假定：①人的行为动机是双重的，即人不仅追求财富最大化而且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着人的行为，它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经常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但是，实现非财富价值不能总是以牺牲个人财富为代价。制度能够改变人为其偏好所付出的代价，改变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的权衡，从而使理想、意识形态等非财富价值在个人选择中占有重要地位。②人是有限理性的。诺思认为，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认识环境的能力。③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即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常常会采取很微妙的、隐蔽的手段，会玩弄狡诈的伎俩。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机会主义动机常常是和冒风险、寻找机遇、创新等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机会主义又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机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 　　建国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腐败现象泛滥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时我国价格实行双轨制从而造成官倒、私倒十分猖獗。第二个时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于土地市场的不健全及土地产权制度发生滞后，政府官员们掌握了土地的批租权力，从而出现了许多权钱交易和官员的腐败。第三个时期是近年来我国国企改制和产权改革中出现的腐败。从以上三个腐败现象大规模爆发的时期可看出：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使官员们有了腐败的可能，官员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所以反腐败应主要以制度为主，教育为辅。 　　反腐败应从体制及制度的创新上下功夫，从根本上消除寻租及设租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并不增加任何新的产品或新财富，而只是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把更大一部分的社会财富装入私人腰包，寻租导致了不同政府部门及官员争权夺权，从而影响了政府的声誉和增加廉政成本。寻租还妨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降低行政运转速度甚至危及政权稳定。寻租活动是政府干预的产物，没有政府干预就没有寻租活动。所以寻租与设租是紧密相连的，没有设租行为的话，也就不可能有寻租活动。为了遏制寻租行为，我们可以加强舆论监督、变革制度结构等。另外，在政府决策中用委员会表决的民主方式能够比其他方式更能减少寻租活动造成的资源浪费。针对设租行为，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来进行反设租：一方面，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并对设租者严厉惩处，与此同时，清除超法律因素对执法行为的影响，提高设租者受查处的概率。此外，还应建立激励性的公务员薪水制度，薪水的提高能相对降低设租行为带来的超额收益，也能提高设租活动的机会成本，使公务员主动抵制设租活动的诱惑。只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或用制度的力量才能抑制或最大限度减少权钱交易、寻租和设租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规范公共部门的职能范围，削弱政府官员的公共权力。当然，仅仅依靠制度来反腐败是不行的，黑格尔说：“为了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进行直接的伦理教育和思想教育”。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再加上制度也有失灵的时候，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思想教育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廉洁行政的保障，离不开法治，也离不开“心治”。我们应培养行政人员确立正确美好的行政伦理理想目标，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信念和价值观。 　　二、法治与德治并重，两者缺一不可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类。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特征，它明确用奖赏和惩罚来规定人的所作所为，社会越复杂，正式制度形成的收益率就越高。诺思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约束的[3]。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