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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精神与党群众路线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历史故事，更多的是在会议的整个过程中所彰显出的革命精神。当前，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重温历史经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对我们的工作和学习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主集中制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要素 　　党的民主集中制虽然在党的五大后就写进了党章，但一直以来由于过分强调集中的一面，使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造成了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党内许多正确意见被压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更是把这一错误发展到极点，独揽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权，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惨重的损失。党内军内因长征前后的连续失利开始了一系列对党的军事路线的争论，使党内军内对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遵义会议恢复了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不管是从会议的酝酿、准备、召开、传达的过程来看，还是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行动来考察，遵义会议就是一个践行群众路线、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党的集体领导的过程。 　　遵义会议本身既是一次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会议，也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会议。遵义会议上，当博古和周恩来分别作完正副报告，博古征求大家对两个报告的意见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紧紧围绕纠正错误的军事领导问题进行讨论，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允许被批评者申辩，会场气氛既紧张严肃又充分发扬民主，虽然是博古主持会议，但听完大多数同志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后，博古态度端正，没有压制大家的发言，更没有谁利用职权压制谁，大家畅所欲言，正反意见激烈争论，大家只为一个目的，就是纠正错误、战胜敌人。会上，周恩来批评了博古的总结报告，陈述博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种种错误指挥，毛泽东围绕军事问题，提出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彰显了正确的主张，会议最终通过了民主决策，形成了决议。这表明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难时刻，坚持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始冲破一言堂和家长制，使党内民主作风开始得到恢复，民主生活开始不断健全。 　　充分发扬民主。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召开全过程所形成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就是充分发扬民主的结果。正是因为充分发扬民主，很多同志才敢讲真理、说实话，才作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全党同志要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而这个团结就是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来实现的，是集中了正确意见，吸取了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党的组织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犯了严重的宗派主义、惩办主义，这些错误，也因为遵义会议召开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上来了。”遵义会议采取团结同志、教育同志的方法，客观、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左”倾的错误路线，并对犯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在组织上仍给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职位，而不去单纯追究他们的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多数，使毛泽东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者。遵义会议充分显示了党内民主的伟大力量，证明党经过曲折发展后，对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有了深刻的认识。 　　实现集中领导。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集中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干部的聪明才智，使之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这样党的领导集体制订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迅速有效地贯彻到群众中去。如果党中央的领导不讲民主、独断专行，搞一言堂，或者实行民主讨论却听不进不同意见，武断的决定重大问题，往往会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的损失。例如：王明、李德等“左”倾领导，一贯独自决定党中央的重大事务的作风，最终导致红军踏上了艰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而博古虽然也召开政治局会议，还能听取各方建议，但在最终决定党的重大事务时却只听命于共产国际和李德的意见，这样也无法做到集中群众的智慧，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因此，没有民主的集中领导，最终只会造成革命的损失。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集中领导的中央集体，就是充分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意见的结果，而集中领导的决策只有再贯穿到群众中去才能顺利地推行下来，张闻天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当天晚上谈论博古不交大印的问题时，毛泽东笑笑说：“博古是个书生，思想还没转过弯来，搞军事斗争，不客气地说，他是个外行。”随即正言道：“不过，野战军当前的处境，也很艰难，任何人也难以让它摆脱困境，只有靠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集中大家的智慧，审时度势，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才能有一点转机。”这体现了遵义会议上民主选举的集中制的领导，在指挥革命战争时，需把革命路线成功贯穿到群众中去，才能扭转革命大局，处理好上级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正确解决党内经常产生的各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