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延揽人才绝招.docVIP

蔡元培延揽人才“绝招” 　　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某日，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论学问，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未有多少见识。但蔡元培执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应到时再讨论这个问题。几天后，梁漱溟应约又来到北大校长室，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教职。也许是因为害怕愧对蔡元培的信任吧，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三年后写出二十万字的《印度哲学概论》，成为印度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总想找个得力的文科学长，将人文学科带起来。他看中了陈独秀，一是因为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汪洋恣肆、观点独到、才华横溢，使蔡元培觉得此人有真学问；二是陈独秀写的《今日教育之方针》，让蔡元培感到陈独秀对教育有理解。然而，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无在大学任教的履历。为了说服教育部，一向真诚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陈独秀没有辜负蔡元培的期望，他任文科学长期间，极力实践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学科大放异彩。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蔡元培注意到这篇文章，对胡适非常欣赏。托陈独秀写信给胡适，邀请其来北大任职或任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收到陈独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适放弃了马上就可以进行的论文答辩，来到北大，以至十年后才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梁漱溟、陈独秀、胡适后来都是大名鼎鼎的学界人物，被人称为这个那个大师，然而，他们最初进北大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草芥”一类。然而，蔡元培却冲破一切条条框框，唯才是举，硬是让这几个人一步步变成了北大的名师。蔡元培能识英雄于草芥，首先源于他的使命感。蔡元培进北大之前，该校是典型的老爷学校，学生不在乎读多少书、长多少德智，只在乎谋取一个做官的资格，他们带着听差，拥着美女，招摇过市。同学相交，也是看家庭背景，目的是希望以后在官场上相互有个关照。蔡元培既然想彻底改造这所学校，自然会千方百计去访求各类有真才实学的人，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未必就有相应的学历、资历。在本事与资格之间，蔡元培毅然选择了前者。 　　俗话说：“廉生明，公生威”，蔡元培办事有个特点，就是将公字永远摆在第一位，从不谋取不道德、不合法的私利。就拿他引进的这三个人来说吧，陈独秀算是旧部，曾参加过他组织的针对晚清高官的暗杀团，但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考虑的不是这层关系，而是其办《新青年》的影响和沈尹默、汤尔和的推荐。梁漱溟、胡适跟蔡元培没有故交，蔡元培邀请他们出任教职，是由于北大在某些学科上缺少相应的教学人才，蔡元培觉得两人堪当大任。他的公心消除了某些有学历、有资望者的负面观感，为破格用人清除了路障。 　　（余娟摘自《文史天地》） 　　严修这样的朋友 　　文/唐宝民 　　严修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其为中国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其实，作为教育家的严修，在对待朋友方面的表现也很令人敬重，从他与袁世凯的交往中就可见一斑。 　　严修与袁世凯的交往，大约始于戊戌变法时期，两个人在思想上都倾向于维新派，彼此之间也相互关照、相互支持，构筑了非同一般的友谊。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主持国事，载沣对袁世凯非常痛恨，上任伊始便立即解除了袁世凯的官职，逼迫袁世凯回河南项城老家“养病”。袁世凯失势后，许多之前围着他转的官吏生怕受其连累，避之唯恐不及，令袁世凯特别寒心，深刻体验到了“人走茶凉”况味。在他离京之时，只有两个人敢来为他送行，一个是杨度，另一个就是严修，令袁世凯十分感动。严修不但为袁世凯送行，还大胆上书朝廷，抗议朝廷无故罢免袁世凯的做法，公然为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