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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学建构性意义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翻译学建构性意义 摘 要 本文指出虽然解构主义翻译研究并非具有建构性意义,但对翻译学的建立来说都是必由之路,只有经过解构才能真正走上建构。本文重点指出在翻译学的重建过程中,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极富指导意义的理论。本文作者并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了新的翻译标准。 关键词 翻译研究 解构 重建 交往行为理论 翻译标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1翻译研究的窘境与症结 目前,我国的翻译研究陷人了前所未有的窘境,研究者也显示出极大的困惑。原因是经过解构主义思潮冲击之后,原来的系统遭到了破坏,原来的确定性也随之消失,似乎只给人们留下了一堆碎片与一片茫然。 我们不可能依据解构主义理论来建构翻译学体系。要建立起翻译学理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建构性的理论。例如,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传统翻译研究一直是以对一致性追求作为目标的,把原文文本作为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来看,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语言通过规律去预先设定的,其意义是具有确定性的,而且任何人只要按照语言规则去解读,都应获得相同的理解。但经过解构主义分析之后,由于主体因素的介人意义变成了对话中生成的东西,不再明确也不再确定。由于时间性的介入,意义变得更为复杂,成了一种“延异”之物,并呈“播撒”之状;又由于权力与话语的结合,更使意义变成不再纯净。 传统的翻译研究经过一番解构之后,原来的规律性,一致性,确定性都受到了破坏,原来的理性根基已经坍塌,原来的方法不再适用。它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新的理性,带来的却是主体的充分自由与语言的无限衍义。所以,有些人一想到这可怕的情景就仍然依恋旧的理性,希望再回到原来的平静中去,不图思变。有些已踏上解构之路的人也在这一片混乱之中陷入茫然,不知下一步应迈向哪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回归理性。 2哈贝马斯给我们的启迪 要克服翻译研究出现的严重的理性危机,要继续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建立起翻译学,就不可能没有理性依据。对我们最富指导意义的理论莫过于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他认为社会的合理化取决于交往行动的合理化,而交往的媒介是语言,所以,他十分关注语言问题并从对语言的反思开始他的理论。他还认为现在研究的焦点应从认识工具的合理性转向交往的合理性上来。所以,从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上来理解,他的这一理论就成了现代语言哲学的一部分,即,语言学的交往行为理论,而从社会学上理解,他的这一理论则是社会行为学理论。他认为理性的危机并不在理性自身,而是传统的哲学范式出现了危机,理性的基础是不会消亡的,因为人类还有语言,当人类使用语言沟通时,理性就蕴含其中了,即,使交往行动得以有效进行的一种合理性的依据。 3自在客观性、主体间性与自为客观性 哈贝马斯为了重建理性,首先批判了传统上人们对理性的理解,指出原来人们的理解是狭隘的。那只是一种只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适用的“工具理性”,不能代表理性的全部内容。哈贝马斯同样也批评了自解释哲学以来给人们带来的主体自由意志的过分强调。解释哲学提倡主体间性,这是一种从主体间的关系来定位客观性的理论,强调客观性在于主体间意见的可沟通性、可传达性和一致性,这就形成了一种“真理的融贯论”。这种理论认为认识的真理不仅在于观念与对象的符合、一致上,而且在于观念之间的协调、融贯上,从而形成形式上、逻辑上具有一种可在主体之间进行沟通、传达、认同的理性依据。这样一来,主体之间对话所生成的意义是否有普遍有效性,是否就是正确的,都成了无法衡量的东西。 在社会科学中人们关于认识的问题关心的常常不是一句话的语义真假值的问题,即不是去检验它的内容与客观世界的真实性相符或相应,而往往关心的是这句话是在怎样的特定条件下进行的,即是一种语用真理观,而不是语义真理观。 因为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赞同马克思关于社会学的观点,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我们不能把客观性完全理解为一种既定的,现成的,自在存在的东西。它还是一种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又在人的社会活动中发展变化的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准则与规范。这种自为客观性既是由人来决定的,但又不是完全以某个个人意志来决定的和可以由它随意改变的。在社会世界中人们所遵循的一些规律性,它实际上是交往行动中的协同性,协商性,默契性所构成的合理性。而在许多社会活动和人文活动中,人们正是遵循这样的一种客观性来使得事物得以进行的。而这一点恰恰被翻译研究所忽视了。我们所寻求的新的理性,就是交往的合理性,它就是一些使社会交往行为能顺利进行的社会规范,它具有调节性和制约性。 4三个世界理论与翻译研究 哈贝马斯受著名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启发,把世界分为三个不同类型的世界,同时也把交往关系划分为三个层面。这三个世界与三个层面密切相关。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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