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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史料命题中“史论分离”现象 　　摘要： 历史教学中的史料命题应以培养学生多视角解读史料的能力为立意导向，但在实际教学中却常有对史料的误读。本文试以某些历史命题为案例，分析史料命题中“史论分离”的误区所在。 　　关键词：历史教学；史料命题；史论分离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高中历史试卷中几乎呈现“无有史料难以成题”之趋势。史料教学首先注重“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培养。在江苏2014年版考试说明中也强调“对有效信息进行完整、准确、合理的解读”。 学习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培养学生掌握这种方法既是新课标的要求，也是命题者的追求目标。遗憾的是，笔者通过观察发现，不少试题在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却背离了这个基本方法，存在着“史论分离”的偏差。 　　下面以2005年高考上海卷第30题提供的史料及其问题设计为例逐一分析： 　　民国初期学生心目中的伟人―― 1913年对3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崇拜的人物依次为：孔子、孟子、孙中山、颜渊、诸葛亮……黎元洪、华盛顿。 　　该题的问题设计之一是“甲认为学生崇拜孙中山、华盛顿是辛亥革命后社会的巨变。为什么？”参考答案是“共和制确立，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试题中的史料是1913年民国时期《时报》的一次民意调查。民调对象是当时报考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300多名考生，而非“300名”；实际的调查统计结果是：崇拜孔子157人，孟子61人，孙中山17人，颜渊11人，诸葛亮、范仲淹8人……华盛顿4人。此外，学生崇拜对象还包括秦始皇、袁世凯、韩信、亚里斯多德、培根等人。我们发现试题所提供的史料与历史事实相比已经被命题人“做了手脚”，这样的史料信息还会完整、客观吗？不难发现，崇拜孙中山的学生比例很低，只有5.7%！这在教育比较发达、思想相对开放的江苏尚且如此，何论全国？单凭这样的统计结果能说明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吗？调查发生在1913年，民国肇始，且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岂会因一场革命而立竿见影？材料中被调查对象在当时也算是“文化人”，他们尚且有如此认知，更不用说“民智未开”的社会底层了。1913年前后，北洋集团已经基本控制了全国局势，国内外政治力量普遍看好袁世凯，孙中山辞职也考虑了袁世凯的实力和舆论呼声。命题者以隐去其他重要数据的调查结果来佐证教科书上的结论，显然犯了“史论分离”的毛病。结果只能是引导学生从教科书中照搬现成的结论，缺乏思辨的过程。 　　问题设计之二是“乙认为学生最崇拜的还是孔孟，说明辛亥革命后社会变化不大。为什么？”参考答案是“封建传统思想仍很严重”。这样的答案也值得推敲，孔子被推崇就一定意味着“封建传统思想严重”吗？如果照这样的思维逻辑，那么改革开放的今天，重读经典，兴办孔子学院，这种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可见这是将孔子和旧思想、旧势力简单划等号的命题思维在作怪，认为民国之后再去崇拜孔子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当年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怎能“重出江湖”？这值得我们深思。 　　又例，笔者发现不少教师在讲授“抗美援朝”时，为了展示新中国的力量，常用美军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的那段名言“朝鲜战争是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加以佐证；并煞有介事地说这是美国在朝鲜战争后的总结。翻阅军史的相关资料发现，这段话是布莱德雷1951年5月在国会说的，这时距离中国入朝作战才7个月！双方胜负未定，怎能说是战争的总结？这段名言前还有一句话是“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 布莱德雷旨在批评美国只看到朝鲜背后有中国，没看到中国背后有苏联，苏联才是美国最忌惮的对手。这样的史料运用，不是以问题生成为导向，而是生套固有结论，看似颇有道理，实则违背了“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 　　再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上鸡鸣而起，日哺乃罢。”有些教师以史料中有“人人封章”、“举国鼓舞”等字句为证据，有计划地“安排”学生解读出“戊戌变法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结论来，这显然是没有去分析此书的特殊写作背景，更没有去收集关于戊戌变法的相关资料所导致的“史论分离”。后来连梁启超自己都认为《戊戌政变记》中所载内容“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料资源相对欠缺，教师感到不少历史问题难以定论。史学界有“孤证不立”的治学传统，在缺乏其他相关史料的对照、互证的情况下，让学生得出预设的结论，不符合“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治史方法。尤其是在历史命题中如此设计更是不妥，因为学生在考试时不可能去查阅相关的资料来进行比较，只能按被加工过的材料来分析，还要得出被设定好的结论。这样的生搬硬套不利于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更何况有些史学观点在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中已经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