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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后高崇民 　　他一生铁骨铮铮，不计名利，只为民族大义奔走呼号。抗战期间，受中国共产党影响，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西安事变前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称赞他是“东北人民的楷模”。 　　此人，乃高崇民，辽宁开源人，1891年11月生。9岁开始，他就读于其父开办的私塾，历时10年。后到奉天林业学校学习，期间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毕业后，高崇民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在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专业。毕业归国后，高崇民秉承三民主义思想成立民治促进会，后帮友人成立《民报社》，大声疾呼“一切政治应以民为主”。 　　1930年，日本擅自在临江县设领事馆，时任奉天总商会副总务长的高崇民，率全市10万余商民上街游行抗议。此事传到少帅张学良耳中，他马上招见高崇民，对其敬佩有加，遂委以帅府机要秘书之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高崇民从奉天赶到北平，在张学良的鼎力支持下，创办“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3年，该会被国民党查封，遂又组建“复东会”，宗旨不改，斗争依旧。高崇民分派人马潜回东北，把黑土地上各路警察、保安队、地方民众武装、红缨团和大刀队等组织起来，成立抗日义勇军，多达50余路，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其中，抗日义勇军在辽宁锦西击毙古贺联队长的辽西大捷，尤为轰动。 　　1935年春，张学良奉蒋介石命令要率东北军去陕北“剿共”。行前，他专门召集中坚征求意见。高崇民直言：“东北军是东北的子弟兵，他们要以收复东北为己任，不应随人摆布，消耗在内战中。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不是无条件的。”言外之意：还是不去“剿共”为好。但张学良心存幻想，寄希望于‘剿共’胜利后，“蒋公”能够抗日。不料，东北军一与红军交手，便损失了109师，师长牛元峰阵亡，伤、俘、亡官兵共计6000余人。在接下来的3个多月时间里，又损失了1个半师。这给张学良以巨大打击。哀痛中，他不免想起高崇民的力劝，越想越觉得蒋介石声称的“三个月即可消灭红军”的话是痴心妄想。这时，张学良通过手下王以哲军长收到中共延安的电报，了解了对方要求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由此，他开始有了新的酝酿。 　　不久，高崇民带着与中共不谋而和的明确主张抵达西安。恰巧，这时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没在家，于是高崇民先会见了西北军杨虎城将军，明确表示当前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打内战自相残杀，祸国殃民。杨将军赞同他对时局的看法。随后，高崇民在东北军中广泛接触各类人员，对有些人只谈抗日，打回老家去；对思想进步的人，则谈联共联苏，共同抗日；对知心人，公开提出反蒋抗日，主张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回来后，高崇民先是将自己与杜重远、阎宝航联名写的“建议书”呈上，接着，直言不讳地旧话重提：“蒋介石派东北军‘剿共’是一大阴谋，意在两败俱伤，伤到哪一边都是他‘蒋公’的胜利。共产党有老百姓拥护，是不该‘剿’的，事实上也‘剿’不了。东北军目前已丢了家乡，却不想方设法打回老家去，竟连年跟随蒋介石打内战，真乃骂名在身又加恶名呀！”一席话，直击少帅痛处。张学良问：“如不剿共，东北军该如何抗日？”高崇民答：“联共、联杨，一致对外！” 　　联共，张学良不敢对高崇民轻易吐口；但联杨，却未尝不可。不过，张学良知道杨虎城对自己素有芥蒂，于是便把这个“说和”任务托付给了高崇民。事实上，早在高崇民来西安前，中共军委驻天津特科的南汉宸即通过第三者，将“张杨关系”告诉了高崇民：东北军移防西北之初，曾与西北军为争房子、采购物资、看戏和占地等发生过摩擦，产生诸多误会。后来，蒋介石怕两支部队走得近不好控制，也极尽挑拨。他一方面对张学良说：“只要东北军‘剿共’能立功，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转身，他又派戴笠跟杨虎城讲：“少帅有大西北主义，你要注意！”这无疑火上浇油，加深了双方矛盾。为了解开这个“扣”，高崇民数次会见杨虎城，力陈张学良对西北军绝无取代之意，并说张将军曾对自己讲：“我们东北人流亡在外，要有骨气，不能抢人家地盘，就是日后开拔，走时也要拍拍屁股，不能带走人家一点土。”同时高崇民还指出，大敌当前，蒋介石却让东北军和西北军同时出去“剿共”，其实只是为自己，而绝不是为民族；并揭露了蒋介石制造谣言，挑拨兄弟部队之间关系的险恶用心。当然，他说得最多的还是两支部队应立即停止“剿共”，把西北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才是国家之福，人民之愿。杨将军每听一次，心灵都受到一次震撼。几次下来，他终于表示：“唯学良领导，我则不从，愿为抗日，肝脑?红！” 　　张学良闻言，甚为高兴，责成高崇民率东北军几位要人与杨虎城指派的几位知己定期联系，以“联席会”形式，共同商议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之大计。期间，潜伏在西北军的中共王炳南等人同样做了大量工作。当双方主张共同联共抗日的目的日趋明确后，1936年4月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