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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布尔迪厄“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判思想 　　〔摘要〕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化转向” 的语境中，布尔迪厄坚持结构主义的立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泛文化理论。他更喜欢基于社会而不是基于文本关系的文化分析模式，尤其不同意将权力领域和经济领域文化化的做法，更重视在微观层面将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整体分析与文化主义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布尔迪厄运用社会学方法，通过“场域”以及社会和人这对二元对立、以及对分析场域的关键概念“惯习”的建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革命以及历史发展的观点。 　　〔关键词〕布尔迪厄；文化研究；场域；文化；惯习；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1-0115-04 　　从社会学的角度，布尔迪厄对文化转向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结构主义式的理解。他把文化研究中两种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和文化主义范式）的差异和对立进行了一种社会学的综合，具体方法是以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结构方法，阐释了社会和个人二元对立及统一的关系，克服了结构主义的文化批判中把社会与个人简单对立的缺陷，回应了文化主义针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因此，布尔迪厄的“反对文化研究”理论及“场域”观念既是对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批判，在布尔迪厄式的结构主义体系体系中，体现出他的理论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许多交合歧异之处，也是对结构主义作了社会学的修正。同时，布尔迪厄对马克思主义中诸如阶级、革命、历史等范畴也有所发展。 　　一、“反对文化研究”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范式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理论和实践范式。但实际上它们不仅是两种理论范式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也是两种实践范式，前者脱胎于英国文化史上“甜美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相结合，是一种所谓的“细绎”途径；而后者是布尔迪厄等人的结构主义方法，则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总体性理论。 　　作为具有结构主义思想背景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明确提出“反对文化研究”，甚至将之描述为“20世纪70年代生于英国的杂种”，一种“法国大学中并不存在”的“学科”。〔1〕表面上，布尔迪厄的文化研究的这种“反对”是因为“他更喜欢通过经验调查，而不只是通过纯粹抽象来提炼理论概念”。〔2〕应该说，布尔迪厄对伯明翰学派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方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误解，并没有意识到“情感结构”这一为威廉斯等人反复强调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经验调查和抽象。布尔迪厄对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文化研究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布尔迪厄亲自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左派的内部论争，并在此后相当长时间的社会学建构实践中与新左派和文化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保持联系，其中很有可能就包括威廉斯。〔3〕应当说，布尔迪厄在思考生活方式的文化实践方面是典型的结构式路径，包括他的《换句话说：走向反思性社会学文献》（1990年）、他和华康德的《反思社会学导论》都是这种结构式的作品。卡尔霍恩等人编撰的《布尔迪厄：批判视角》（Calhoun et al.〔eds〕1993）以及舒斯特曼主编的《布尔迪厄：批判读本》（Shusterman〔eds〕1999）都把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想当做结构主义范式的理论明确予以介绍。从渊源上讲，布尔迪厄的著作属于哲学和社会学，受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梅洛-庞蒂和涂尔干的影响，但同时，他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直接和长期接触，也是触发他进行文化社会学思考的重要因素。他从英国文化研究的经验传统中深受启发，甚至曾经表示自己“更喜欢基于社会而不是基于文本关系的文化分析模式”〔4〕，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结构主义范式的某种批判和反对，而倾向于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范式。他对文化主义的不满是由于文化主义“太文化了”，以至于把一切等同于文化：阶级、日常生活、社会、权力领域、经济领域。尤其对于权力领域和经济领域，布尔迪厄不同意将其文化化的做法。相对于威廉斯的文化建构思想，布尔迪厄更关心文化形式和课题如何适应于更广泛的关系网络的问题。他认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范式可以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范式的结合中找到弥合二者的根据和可能性，从而避免二元论，即那种将客观、决定性结构的放在一边，而将经验、实践和主体关系的领域放在另一边的做法。霍尔曾经设想过将结构主义范式和文化主义范式弥合的前景，做法是将二者做一种宏观的综合，在结构调查的同时结合经验和个案的研究。布尔迪厄的做法与霍尔有所不同，他更重视在突破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同时，在微观的层面上将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整体分析与文化主义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他的“场域”、“惯习”概念便是这种微观化理论的产物。 　　二、“场域”取代“阶级”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的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